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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现代辩证性思考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盛行的礼乐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政治、道德、教育、音乐的影响十分深远，现在我们已经具有了多学科交叉的眼光，当我们用现代的眼光重新看中国“礼乐制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现象，文章将从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形式与内容、历史上对礼乐制度的批判、现代辩证的礼乐制度观上展开思考。 　　【关键词】礼乐制度 政治学 美学 教育学 音乐学 雅乐 　　一、“礼”是礼乐制度的核心 　　礼乐制度从西周开始到现在一直伴随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对其他社会制度的产生、发展、完善、改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制度体系。礼乐活动是由祭天、祭祖活动演变过来到周朝成为礼乐制度，制度的核心是把君臣的政治等级用礼乐表现出来，这个制度从周朝开始经历了1000多年的演变并在唐宋之际彻底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封建统治者将这种制度广泛用于国家重大事件的方方面面以及日常生活中，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个制度由于推崇政治文化，所以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朝代不停地变换，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极力推崇这个制度，让百姓接受、认可，并在后来的2000多年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风格。 　　礼乐制度所培养的是王和诸侯的长子、公卿大夫的子弟、从民间选拔的优秀青年，教授学员们学习六代乐舞与小舞，却并非是让他们去表演，而是让他们懂得“礼乐”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以顺利地推行礼乐制度，加强人们的等级观念。并制定了一整套礼仪和与之相配合的音乐，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音乐是作为礼仪的一个标志而存在。如祭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两君相见，例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又如天子祭祖用《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在各等级贵族之间的活动中基本采用所规定的雅乐。对于政治领袖的等级具体表现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这样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的人数也不同，人数的多少成为权力大小的象征，甚至对五声音阶的排列也与君、臣、民的事物联系起来，认为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五音有尊卑。 　　礼乐制度的作用是标明人的等级，向社会宣布人的政治地位，在礼乐制度中，礼是实质和核心，乐是表象，二者被捆绑在一起的目的，是让人们在进行“乐”的活动中学习“礼”术，所以“礼”和“乐”在这个制度中的分量截然不同，在几千年的发展轨迹中围绕着“礼”这个核心而展开和层层推进，“乐”的发展只是在服从“礼”和表现“礼”的前提下进行。 　　二、“雅乐”礼乐制度的牺牲品 　　礼乐文化中的乐是指雅乐，雅乐就是当时的宫廷音乐。《礼记·乐记》指出，乐统同，礼辨异，这种雅乐普遍存在着人与天地、神祇对话的意义（诸如坛庙、宗庙、文庙），其乐曲多是针对吉礼的不同用途而专创，由于具有较为明确的指向性，使用范围多限于宫廷皇族（祭孔用乐除外），即便是高级别的官员也不得单独使用，地方官员以及民众多无缘以听、无缘以见。所以，雅乐的使用显现出“小众性”“局限性”“易失性”。在雅乐中，器乐即谓“金奏”，是磬、钟、鼓的合奏。“金奏”规格最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用鼓。雅乐也有歌唱部分，均属于《诗经》中的《大雅》《小雅》和《周颂》，至于《国风》和《召南》《周南》可以用于等级较低的“礼”，“雅乐”的意思则等同于“正规音乐”“礼仪用乐”。 　　雅乐起初的时候也是很动听的，例如孔子在听到《韶》乐时，感慨地说：“尽美矣，又尽善也。”“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对古乐的评价证实了雅乐在西周已经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但由于礼制禁锢，礼乐制度规定不能随意变动音乐，这样随着时间的远逝，即使是贵族也已越来越对雅乐感到乏味，逐渐把它们看成只是“古乐”而已。到了唐代时期，雅乐与俗乐大量融合，弱化政治功能，而提高审美功能，虽与礼乐制度的宗旨相悖，音乐的审美内涵却得到了长足发展。到了宋代，政治家们又极力推行周礼古制的雅乐，音乐无法得到发展，所以西周礼乐制度的结果就是使雅乐成为礼制的牺牲品。 　　三、历史上对礼乐制度的批判 　　礼乐制度并没有将臣民完全按照礼乐的等级进行锁定，反而包括各国诸侯在内的人民纷纷跨越礼乐界限，反对等级束缚的思想兴起，各路诸侯纷纷打破礼的限制而各自为政，至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时期。以庄子为代表人物之一，庄子是通过否定仁义、性情来表达他对礼乐制度这种仅强调外在形式的否定的。庄子认为，礼乐以制度化的形式对性情过分耽溺是导致性情背离的首要原因，庄子重新将仁义礼乐标准定为：“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德无不容，仁也；义明而物亲，忠也；道无不理，义也。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