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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搀扶跌倒老人”困局法律透析 　　摘要 搀扶跌倒老人引发的问题实质上反应了社会发展中法律与情理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一问题应慎重使用立法措施，宜结合法律，道德，社会舆论等多元化的社会手段进行规制和根治。 　　关键词 助人为乐 立法 法律与情理 　　中图分类号：D624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公共场合，遇到跌倒老人去主动搀扶本身是举手之劳。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也体现了国民优良传统和文化素养。遗憾的是，近些年来，因搀扶跌倒老人行为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造成这一社会困局是因为救助者的责任，还是被助者的良心问题，是公民价值判断的偏差，抑或道德建设是否到了运用立法手段干涉的时刻，如何保护公民救助行为的正当权益，法律从业者需要深入反思。 　　2006年11月，发生在江苏省南京市的“彭宇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被告彭宇因搀扶在公交车站赶公车时跌倒的原告徐寿兰而被指认为撞人者，法院一审作出判决被告彭宇承担40%的责任引发社会讨论。如今事情原委无从查清，但类似案件层出不穷，使人们对搀扶老人这样的公益行为有了心理戒备，其造成的损害不单是对救助者个人经济上的损失和心理上的伤害，也间接造成老人在摔倒时需要他人施以援手时却孤立无助的困境；导致近几年来老人摔倒无人扶助致死的事件发生率走高，“搀扶跌倒老人”已入困局，成为不得不重视的社会问题。 　　二、“搀扶跌倒老人”困局分析 　　“搀扶老人”的助人者成为了“撞倒老人”的元凶；而举手之劳的助人者变成了“见危不救”的冷漠看客；从事件本身看是事件助人者与被助者之间走向对立，缺乏信任的体现；从深层次上体现了现阶段中国社会法律与情理的冲突。 　　对“搀扶者”而言，其本身没有强制性法律义务和职责履行救助行为，法律层面上搀扶者有选择为或者不为的权利，是否投入时间，精力以及资金予以救助完全取决个人意愿。这就需要搀扶者更多自发性的在道德层面上承担义务。对“跌倒老人”来说，本身的被助需求更多的是情理上的期待性表达，不能在缺乏事实证据的情况下盲目的将自身权益侵害转归于搀扶者身上。 　　从法律角度来看，“搀扶跌倒老人”反映了法官执法和民众意愿之间的冲突。法官对侵权诉讼的审理需要最大程度的恢复案件事实，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需要借助举证特殊的原则和现有证据来裁判。在彭宇案中，法官是借助对日常生活中助人为乐行为的“逻辑分析”并依据公平责任原则进行了审判。判决中牺牲了救助者的利益，从而达到案件事实不清下，判决在形式上的公平公正。有人将判决视为“倒退了社会道德”未免言过其实，但至少这一判决辜负了民众期望，也未最大限度地体现法律应有价值，也降低了民众情感与法律间的信任度。 　　以情理角度看，大多数民众习惯用最简单直接的情理逻辑，结合自身阅历进行思考，认为救人是好事，好人做好事反被诬告是天理不容，一部分民众了解到尚未确认的信息后，形成了先入为主的情理考量，对符合内心价值判断的法律判决会赞同，不符合便质疑与攻击。 　　三、破解困境是否必须要立法 　　对于“搀扶跌倒老人”目前的困局，需要整个社会反思与警惕。解决这一问题是否需要立法手段来干预要谨慎对待。2012年3月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曾提出制定“好人保护法”的议案，即制定《公民救助保护法》来对“搀扶跌倒老人”等一系列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行为引发的法律问题进行规制，另有律师及政府官员也提出了相关想法，希望通过制定一部法律来解决当下的困局，降低民众救助行为道德风险和填补救助司法隐患，还有人指出这是借鉴在欧美，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国保护助人为乐的法律规定填补国内立法空白；传递法律公正价值。 　　诚然，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律在治理和保护道德方面要有所作为的。对是否要出台《公民救助保护法》以扭转时下“搀扶跌倒老人”困局，笔者认为值得商榷，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泛立法化治标不治本。任何立法都是一定时期立法者因社会需求而表达的社会愿望，立法过于频繁不能解决当今社会发展需求，正如当下，道德出现问题就急于立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对待不当行为的途径是多样的，行政，经济，伦理道德规范，公民舆论等等，制定法律应是最后的解决方法。如今每每发生社会问题，我们最先想到的解决办法却恰恰是立法手段，未免太过悲观。 　　第二，效仿国外立法应谨慎。中国法治建设需要解决国外法律制度，但也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例如在欧美，加拿大等地实行的《好撒玛利亚人法》能否在中国效仿实行便尚待定论；首先，该法将义务主体做了限定，即负有“照应提供”关系或者对伤害负有责任的人适用，而并没有强行要求任何陌生公民负有必须援助义务。其次，该法的立法目的是对医疗，消防，警务等人员处理紧急事件时的权益保护（只有少数地区例外），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适用于所有公民救助行为。再次，就现实状况而言，若法庭对搀扶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