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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原因和代价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 　　[摘要]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是M型的层级制；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是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分割与关系型的社会特征；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是“企业利润追求”与“地方政府官员GDP晋升锦标赛”两者高度契合的“官企一心搞经济”。然而，也正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三个要点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增长代价”——贫富分化。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的差异，还表现在发展机会的严重不平等。 　　[关键词]经济增长；M型层级制；城乡分割；关系型社会；贫富分化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8-0026-04 　　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无疑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生的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东欧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西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推崇的“休克疗法”。然而，这种接近“理论完美，现实可行”（sachs，1993；Murphy，Shlerferand Vishny，1992）的“休克疗法”所表现的一系列“后遗症”，使人们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采用“渐进”或者“逐步演化”的中国经济转型方式给予了极高的认同和评价。然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新世界经济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选择。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综合绩效做出评价。同然我们可以按照现代两方经济学的范式建构函数，寻找诠释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但是这种解构范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找到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也不能挖掘出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引致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中的经济增长进行反思。 　　一、渐进式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增长解释 　　（一）实现经济增长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一般而言，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总是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加以寻找。然而，所有这些其实都来自增长的本身，并不能构成解释增长的原因（North andThomas）。因此，要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应该从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去进行探究。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在现阶段，让中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城乡分割与城乡差距；二是中国M型的层级制和财政分权；三是中国特有的“国别效应”。 　　1.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应该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落后的工业迫使新中国的领导人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同时，工业优先发展必然催化城市发展的政策设计，即城市倾向化政策（unban biased policies）的实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城乡分割和城乡收入差距，对于早期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资本在城市的快速积累并同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推进经济快速增长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2.M型的层级制、经济分权。钱颖一、许成钢（1993）在《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一文中提出了中国行政管理机构为M型层级制，即多层次、多地区的层级制特征。一方面，M层级制是我国非国有部门的进入、扩张和发展，使非国有部门经济成为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M层级制和经济分权促使地方政府努力提供对要素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保障。同时，经济联邦制无形中产生了对中央政府经济功能的制约，增强了经济政策的持续性，使经济改革不再依赖于其发起者而继续进行。这实际上形成了谁是领导人以及领导人信念为何不相关联的对未来经济整体制度环境的稳定预期。而这一预期的稳定性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中国特有的“国别效应”。在许多经济学家的跨国回归分析中，“国别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我们可以将这种“国别效应”归纳为中国的地理、人文和社会环境。王永钦、张晏、章元等（2006）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一文中提出了这种“国别效应”的一个方面，即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的特征。王永钦（2005）提出了互联的关系合约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框架解释了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的成功之处。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建立，正式制度尚处于缺位的时候，以低成本的方式维持了经济交易的进行，形成了一种低成本的履约方式，或者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过程中避免两种经济体制冲突对经济交易带来负面影响的润滑剂。关于“国别效应”，还可从地理、历史、人文等多个维度对中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进行解释。例如，在Sachs-Warner增长方程中，临海国家相对于内陆国家经济表现通常更优。显然，中国不是一个内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