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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宝成线上铁道兵 　　 1952年，姚克明17岁，在第二野战军十七军51师152团任见习宣传干事。这一年，他的军旅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 　　姚克明记得，那是初夏时节，部队在贵州黔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和“三反运动”刚刚结束，开始进行整编。“我们是多么渴望整编成国防军，开到保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我们被编成了铁道工程师第六师。” 　　姚克明所在的152团被改编为铁六师18团，负责宝成铁路（当时叫天成铁路）成都到绵阳段的路基修建工程。 　　缴枪的工程师 　　修宝成铁路之前，姚克明已经参军3年，是团里最小的排级干部。 　　1949年12月初，湖南省攸县皇图岭镇汽车站的站长拿着一张《新湖南报》，对姚克明的父亲说：“姚泰林，你儿子参军去了。”姚泰林说：“没有呀，他在醴陵上学。”站长说：“你看看这张报纸，有你儿子的消息。” 　　姚泰林托人连夜赶到湘潭去找儿子，发现解放大军南来北往，到处都是兵，找人如同大海捞针，只好无功而返。就这样，姚克明随二野军政大学进军大西南，一路行军到贵阳。 　　这一年，贵州黔南布依族的陆光明、都匀的桂秀华、李英豪、杨民主、吕肇繁，以及平塘县的汪琦、杨玉容、龙晓华等青年男女纷纷参军到二野十七军152团，与姚克明成为战友从此并肩战斗。 　　1952年，经过整编后的部队浩浩荡荡地从贵州都匀向成都进发。行军途中，姚克明参加了团宣传股组织的鼓动组，走在全团的最前端，沿途写一些鼓舞士气的标语口号，有时还会站在路旁唱支歌，说段快板，或用二胡拉个民歌，调剂战士们的精神。但是，这种兴奋感很快就消失了。 　　走到离贵阳不远的龙里，姚克明和战友们就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们就地上缴枪支。枪交出去后，种种猜测随之而来：这铁道工程师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是不是部队了，是什么样的部队？有的说可能是警卫铁道的，有的说可能是押车的。但是，搞警卫用得着万把人的一个师吗？ 　　1952年7月1号，第二野战军的首长贺龙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到成都参加成渝铁路的通车典礼，并召开了天成铁路的开工典礼。 　　铁六师18团也在罗江召开了誓师大会，团政委用广??普通话宣读毛主席的命令后，大家这才明白，“所谓铁道工程师，就是在铁道部领导下修筑天成铁路的军工师。” 　　“毛主席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虽然穿着军装，但已不是军队的人了，生活供给也由军委转向铁道部了，所需、所用、所吃、所穿都逐渐要靠自己养活自己了。”对当时只有17岁的姚克明来说，这是一个思想大转弯，而且是一个急转弯。 　　被误解的身份 　　由正规军改成生产军按说有个转变过程，但当时部队根本就没有过渡期。 　　“一下火车就进工地，进了工地就开始干活。不久，团里头就开始发通报了，一个月一次，某连多少人完成多少土方或者石方，完成任务多少，排个次序。这一通报，那些连长、营长都急眼了，谁也不甘落后。”姚克明回忆道。 　　成都的夏天骄阳似火，白天在烈日下劳动一天，晚上依然闷热难当。连队战士们住在干水田临时搭的茅草工棚里，一个连一百多号人，分两排人挨人地睡在树枝和稻草铺的通铺上。 　　刚改成生产军，战士们也不知8小时工作制为何物，每天在工地上一干都是九、十个小时。星期日如果是晴天也不休息，只有在不能干活的雨天才能休息一下。 　　那时，铁道部组织施工精打细算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对每个劳动力每个工作日的工作量都有明确规定：松土3.3立方米、坚石是0.8立方米，还有坚土、次坚土和松石、次坚石……每人每天该干多少立方米都有具体规定，谁也不敢懈怠。 　　“国防军没当成，反而当个生产军，和我们的理想、追求、憧憬，正扭了个个儿。”姚克明和全连许多战士一样，心情很不畅快。“修铁路这样高强度的苦力活，什么人不能干，干吗还要我们正规军去干？” 　　不过，让他们最受不了的还是社会上的风言风语。 　　部队原来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的胸章和帽徽，到了罗江都摘掉了，衣服和帽子上留下一个印子，于是驻地群众就有了各种猜测。“说我们是犯错误的部队，来四川劳动改造。”姚克明回忆道。 　　陆光明也记得，他们有时候去打篮球，当地人也对他们另眼看待，说：“不跟你们打，你们是劳改犯。”后来铁道部组织慰问团来到罗江，把情况跟当地政府都讲清楚了，部队和地方的关系才渐渐密切起来。 　　 　　走出苦恼的兵娃子 　　适应新的角色变化，对姚克明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虽然是个排级干部，但他和战士一样从早到晚都是在工地劳动，挖土、挑土、打夯，样样活都干。那时他的体重不足百斤，却要挑起130斤的土筐，一干也是整整一天。“强烈的太阳光，把我晒得跟驴屎蛋一样黑。” 　　姚克明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心结，就是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个小知识分子，跟战士一样出苦力，是大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