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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失败”与“伟大” 　　最近，一部天价铁路宣传片再次将张艺谋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一边是垄断体制下久被诟病的铁道部，一边是数部大片的缔造者“国师张”。二者本已噱头十足，更何况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 　　1850万元，足够再拍四部《舌尖上的中国》、两部《失恋33天》、一部半《桃姐》，而这个数目仅够拍不足5分钟的铁道部宣传片。如果按照正常逻辑推断，如此“大手笔”制作的宣传片，理应为上乘之作。 　　但是，任何一个看完这则宣传片的人，估计都会大失所望，其画面组合基本都是素材资料的镜头堆砌，完全看不出导演设计，仅有的区区数秒航拍镜头还是由成本很低的无人机拍摄的。业内专业人士表示，这样一部片子只需十几万元就能拿下。虽然张艺谋方面宣称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署名”的，但终究抵不过如潮质疑。 　　有人说，张艺谋是中国电影圈“最投机的人”，也有人??：“张艺谋还活着，拍《活着》的张艺谋却不在了。”如果说“批评者是你的朋友”，“谤满天下”的张艺谋可谓是中国电影圈朋友最多的人，面对批评与质疑，张艺谋本人却很少回应。 　　是什么策动力，令向来高傲不羁的铁老大也要想方设法傍上张艺谋？从《活着》到《英雄》再到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如何实现自身的角色蜕变？ 　　体制之内，艺术之外 　　在电影界，张艺谋成为一个奇特的电影现象：一边是政府、投资商、院线经理的拥抱和不断刷新的票房纪录；一边是评论家、知识分子以及电影受众的猛烈抨击。 　　《英雄》来势汹汹地拉开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帷幕，2.5亿的骄人数字无法掩盖其空洞苍白的精神内核；《十面埋伏》令追求浮夸的张导最终“死于浮夸”，一时坊间恶评如潮；《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开满银幕的金黄菊花是张艺谋对权力想象的极致，人格被权力异化和扭曲；《三枪拍案惊奇》则用一个拼盘式的小品来锻造自己的贺岁大片，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电影于张艺谋而言，已经诚意尽失。 　　张艺谋的电影背离早期充满人性之光、反对战争和政治暴力之类的主题，更多地阐述权力美学与国家美学，与主旋律热烈拥抱。无论是《英雄》，还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其政治野心和美学形态被大批知识分子和观众诟病，解玺璋曾批评：“‘黄金甲’把张艺谋所表现出来的对权力的想象发挥到了极致，代表作就是开满银幕的金黄的菊花。支持他们这种想象的，更多的还是对于权力恐惧中夹杂着崇拜的复杂心理。这是人格被权力异化和扭曲的一种表征。” 　　对于“故事苍白、不伦不类、才华殆尽”等负面评价，张艺谋表现得十分坦然，他已经可以直面电影所附带的赤裸裸的商业利益，并一路赚得盆满钵满。这与其如日中天的地位和气势难挡的身份不无关系：张艺谋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符号”的代言人。 　　他的商业大片得到了想打造“中国文化航空母舰”的政府和想进入中国电影产业的投资商及电影院线的全力支持。2004年，国家电影局召开媒体见面会，呼吁大家“以宽容平和的心态看待国产电影，给国产电影提供一个好的舆论环境”。为保证《十面埋伏》的票房，电影局甚至发文推迟进口大片的上映，官方解释是：“扶持国产大片是打造自己的航空母舰，抵抗外来的文化侵略。” 　　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能如张艺谋这样，深得政府欢心。他拍摄的“印象”系列遍地开花，以带动经济发展之名，“钱景”无限；他制作的申奥短片，改善了中国形象，为中国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他总导演的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更是将崛起的大国形象发挥到极致，也为政府带来史无前例的自豪感。 　　这时候的张艺谋已是政协委员，一个大牌策划人，一个成功的文化商人，更是官方的文化英雄，政府的宠儿，他不再是一个电影导演，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的聪明在于懂得适者生存。在文化审查机制的挤压中，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诱惑下，摒弃早期严肃而独立的思考、深富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彻底地与自己最初的艺术道路决裂。这样的张艺谋，当然是政府所需要“依傍”的大导演，铁道部的宣传片想法设法要署上张艺谋的名。 　　但，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张艺谋？ 　　不疯魔，不成活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张艺谋拍摄的电影向外界展示了他的国家反抗贫困，反对战争和政治暴力的坚强形象。那时的他每天只有十元补助，对细节要求达到“病态”的程度，是一个一丝不苟甚至刻板执拗的人，然而其作品却不骄不躁，娓娓道来： 　　1988年，《红高粱》，对性、对死、对酒的神力的崇拜，使影片不同凡响地进入“游乎逍遥放荡纵任变化之境”。 　　1990年，《菊豆》，与其说这是一部对传统文化和旧伦理对峙与抗衡的电影，不如说这是一部关于铁屋子的黑色寓言的电影。 　　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突兀，凌厉。在此片中，看似平静祥和的大院成为勾心斗角、残忍冰冷的杀戮之地，本该驱散黑暗、象征吉祥的灯笼却如同阴森狰狞的血舌，飞蛾扑火的诱饵。 　　1994年，《活着》，死亡和苦难成为轻飘飘的陈年旧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