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融资监管理念与策略调整.docVIP

民间融资监管理念与策略调整 民间融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决定了监管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的民间融资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为核心，以严格的刑事责任为特点的监管理念与策略，并未实现化解金融风险的监管目标，同时对民间融资的长远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必须加以调整。基于此，分析了民间融资监管理念与策略调整的内外因素，同时提出了赋予金融自由释放民间资本活力、弱化刑事责任、构建全面法律责任体系的调整思路，以期形成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良性互动的局面，举全社会之力共同促进民间融资的规范健康发展。民间融资，作为非正规金融，草根金融，在现行金融体制和法律框架下，始终在夹缝中生存，在灰色地带徘徊，没有合法身份，缺乏法律保护。金融市场的垄断，使得我国将近四万亿的民间资本难以找到出路；银行的惧贷、惜贷，又使得大量民营企业在生存发展的关键时刻只能寻求民间资本的支持。但是民间资本具有与生俱来的逐利性，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一旦爆发，不仅放贷人血本无归，贷款人也随之面临企业倒闭、身陷囹圄、甚至家破人亡的惨剧。2012年，有两位民营企业经营者的遭遇令人瞩目。一位是包头惠龙集团老总金利斌，在高达12.37亿的民间借贷导致资金链断裂之时选择以自焚结束生命；另一位是浙江东阳人吴英，在经历四年之久的非法集资案司法程序后最终以死刑改判死缓收场。与金利斌以自毁的方式了结巨额债务相比，吴英辗转四年终免死罪是现行法律制度下的一个特例，这样的奇迹不可能随便复制。如果不变革现行民间融资监管思路与策略，民间资本及民营企业经营者的生存依旧艰难。一、对民间融资实施监管的重要性民间融资在国外文献中被称为“非正规金融”（Informal Finance），世界银行将其定义为那些未被中央银行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民间融资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为民间资本寻找出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它的趋利、隐蔽、不规范、面广、量大等特点也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首先，大量资金体外循环，容易对正规金融形成有力竞争，影响正常金融秩序的维护和金融业整体发展；其次，削??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再次，民间融资活动中包含的各类带有欺诈性或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容易演变成非法集资和高利贷行为，严重干扰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因此，对民间融资实施有效监管，是控制融资风险、发挥融资功效的必需措施。只有完善民间融资的法律责任，民间融资主体才能预测行为的性质后果并加以修正规范；监管者的监管行为才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民间融资活动才能在法制的框架下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充分发挥对中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输血功能，促进经济发展。二、近年来我国民间融资的监管理念及策略述评（一）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管理念理念是在长期积累和不断总结中形成的，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的指导思想、价值目标或原则。法律理念包括自由、秩序、正义、公平、安全、效率等价值观，是法律制度存在的前提条件和灵魂，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民间融资监管，总体上体现出强调金融安全、忽视金融效率、压抑金融自由的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维护金融安全向来是金融监管工作的重点。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就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理念的核心。特别是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强化和凸显了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同时，我国民间融资尚未纳入法制化轨道，缺乏有效法律规制和监管措施，具有运作不规范、高利率、高风险等弊端，为防范金融风险、稳定金融秩序，强调金融安全毫无疑问成为民间融资监管的核心理念，并深刻影响到相关制度设计。（二）刑罚为主的监管策略在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管理念支配下，我国政府对民间融资施以严格监管，以取缔和打压为主，“非法集资”几乎成为民间融资的代名词。金融自由与金融效率的理念无法兼顾，成为被压抑与漠视的对象。民间融资的监管策略是在立法上，突出强化刑事责任的震慑作用，忽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建构，这成为我国民间融资监管法律的突出特色。现行《刑法》关于融资犯罪设置了三个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和公司、企业债券罪；集资诈骗罪。其中集资诈骗罪仍然保留了死刑罪名，不仅有悖于司法领域近年来慎用死刑的大背景；也使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对经济犯罪实行死刑的国家。从1991年温州郑乐芬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死刑开始，以重刑治理民间融资之“罪”成为民间融资的监管常态。2008年以后随着民间金融泡沫的集中破裂，对民间融资活动从严整治的趋势更加明显，全国范围内已有10人之多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强化刑事责任的监管作用，反映了监管者对民间融资“犯罪”倾向的高度警惕和严厉态度。当然，这种惩罚的强度也受到“发现几率”和“追究能动性”的影响；未经批准而进行的集资行为无论是用于投资经营还是转用或消费，都属“非法集资”。 此外，刑事责任过于强化还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