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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两个英译本探析译者文化身份动态构建 　　摘 要： 典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文本精髓，其翻译不仅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且是构建本土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论语》作为系统记载孔子言行的唯一著作，集儒家思想之大成，是中国文化身份的强大支柱。译本与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得层见叠出的《论语》复译本时代特色更加鲜明。一方面，价值取向、社会环境等因素决定译者文化身份定位进而影响翻译活动，《论语》译本被赋予的含义与期望同样时移事易。另一方面，《论语》外译在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通过传递文化信息、塑造孔子形象等构建中国文化身份的同时，也获得了从“他者”角度审视自身的能力。本文选取辜鸿铭、刘殿爵两个颇具影响力的《论语》译本，通过比较分析译本与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文化身份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及文化意义。 　　关键词： 文化身份 《论语》英译 翻译活动 　　1.引言 　　孔子是储存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里的重要历史人物形象，是价值观的载体，是文化身份的强大支柱。而《论语》作为系统记载孔子言行的唯一著作，集儒家思想之大成，拥有“诸子之书《论语》为首”的显赫地位，译本中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身份，这也正是其不断被复译之原因所在。在跨文化交流中，《论语》外译既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弘扬中华文明，体现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又获得了从“他者”角度审视自身的能力①。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论语》译本在不同阶段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与期望，反映出译者文化身份的时代特征。本文选取辜鸿铭、刘殿爵两位颇具影响力的华人译本，通过比较分析译本与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文化身份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及文化意义。 　　2.文化身份与翻译活动 　　“文化身份”主要指个人对一个特殊文化或族群的归属感②，是某一文化群体成员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在与‘他文化’的交流中形成的一种对其成员身份的认同感，并被逐渐内化为个体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人们的文化身份可以通过民族、阶级、职业、语言、性别等为依据，并结合特定的历???、地理环境来确认，主要涵盖了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自我认同是各文化群体及成员在明确自身角色的前提下，通过行为与言辞表现给“他者”的形象；他者认同则是“他者”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通过语言、行为等加以比较所赋予某个文化群体及成员的形象认知。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的特征是动静结合③，既拥有相对稳定的领域，又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充实。 　　影响文化身份的因素繁多，第一，价值观。作为文化身份的核心，价值观通过语言世代相传，直接影响文化团体及成员的生活方式。来自集体价值观念群体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会更倾向于通过翻译来实现某种有利于整个文化群体利益的目的。而个人主义价值观群体的译者则可能更趋于个人期望④。第二，权利差异。萨义德认为，文化身份的构建始终都与叙述者“我”与被叙述者“他”密切相关。那么我者与他者之间必然存在一种权利对比，表现在翻译中则是：强势文化不仅在数量上较少地译入弱势文化文本，在翻译时往往会依照本群体文化认知及语言习惯，而弱势文化则恰恰相反⑤。第三，文化定式，也称刻板印象，涵盖自我印象及他者印象，或主观或客观或积极或消极。不论是消极的偏见还是积极的肯定，都会激发某一文化群体及成员的身份意识（同②）。而译者受到文化定势的影响，出于强化或改变原有文化定式的目的进行翻译活动。 　　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桥梁，翻译活动与文化身份同样关系密切，一方面，译者的文化身份影响其文化态度，而文化态度决定译者的翻译动机，文本选取及翻译策略等。另一方面，译本反作用于目的语文化群体是否理解，以及如何看待、评价源语文化。正如Venuti所言：“文化身份的保留与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翻译参与了本土身份的塑造过程，不可避免地被用来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设。”⑥。 　　3.译者文化身份及英译动机 　　辜鸿铭（辜氏）学贯中西，精通多国语言，所处时代正值鸦片战争之后，国内‘西学东渐’盛行。彼时，中国学者本着救国除陈之意，积极从事外文引进，而推介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基本掌握在传教士及少数汉学家手中。其次，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物质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赋予落后、野蛮、奸诈的刻板印象。这些都使辜氏的民族自尊备受打击，但同时也激发他逆流而上，致力于中国典籍外译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另外，辜氏对西方传教士的中国经典翻译颇为不满。他对理雅格的《论语》译本评价道：过度直译使得本就文化差异巨大的西方更加觉得中国文化晦涩难懂⑦。辜氏笃信儒家文化的优越性与普世性，出于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思想精髓，反省并修正强加于中国的成见之目的进行《论语》英译。正如他所说“希望受过教育有头脑的英国人在读完此译本后，能引起对中国人带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