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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税效应实现机理与对产业转型引导效果 　　摘要：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高耗能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造成了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现在已经开始对资源、环境甚至产业自身产生负面影响，国内强制性减排政策呼之欲出。碳税作为国际上公认的减排工具，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引入我国，其对产业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本文从碳税的理论出发，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从消除外部性和实现双重红利两个角度探讨碳税的作用机理，并从碳税的价格效应和再分配效应预测实施碳税对我国产业转型的预期影响。 　　关键词：碳税 产业转型 双重红利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碳排放量每年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至今，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60亿吨，占世界平均水平的87%。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中国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依然建立在高耗能、高污染的基础上，整体生产方式比较落后，迫切需要一种经济手段引导企业革新技术、更替设备，提高核心竞争力。2009年6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美国政府将从2020年开始对不限制碳排放量的国家的高碳产品征收“碳关税”，欧盟也准备采取相似的贸易保护措施，这必然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造成巨大影响。 　　一、碳税的理论与实践 　　碳税（carbontaxes）通常被认为是成本有效的减排工具，通过引入碳税，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兼顾环境与经济的双重效益，提升环境质量与产业竞争力。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在国家的碳治理中可以通过碳税的课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同时温室气体排放量与燃料含碳量直接相关，所以可以按照含碳量征税，故称为“碳税”。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干预，针对排污者收税，以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间的差距，将污染成本加到产品价格中。 　　碳税的理论基础正是使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避免大气层这一公共资源出现“公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碳税偏重效率原则，它使相关产品的价格更加充分地反映地球温度上升、生态环境破坏和能??利用效率低的成本。通过价格传导，使消费者主动选择更加环保节能的产品，抑制对高污染、高能耗的高碳产品的需求，应用市场机制增强可持续消费的内在动力，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Paretocriterion）。 　　碳税实施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课征碳税，另一方面同时降低一些其他租税，包括中低收入户的所得税及间接税，在总税收不增之税收中立性原则下，使租税负担再分配，即所谓的环境税移转（environmental tax shift）或绿色租税移转（green taxshift）。碳税改革不但可改善环境质量，增加财政收入，若将其收入用来取代其他具扭曲性的租税时（例如所得税、增值税及社会保险费等），不仅增进租税效率，还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改善所得分配，具有双重红利。 　　碳税的改革首先发生在一些高福利的欧洲国家，包括北欧国家（丹麦、挪威、瑞典与芬兰）以及英国与荷兰。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导致了其财政负担过重，对经济实体的课税过高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起，这些国家纷纷开始推行绿色税制改革，通过课征环境税（如碳税、空污费、硫税）取得财政收入，再将其用以减轻高社会福利带来的财政负担或是以此降低其他具有扭曲性质的租税，试图达成双重红利的愿景。例如，1991年瑞典实行一项重大的税制改革，导致相当于其6%GDP的税收重新分配，其基本目标为减少许多扭曲性的税收（如降低所得税）。1997年美国的佛蒙特州与明尼苏达州亦开始进行相关改革，而德国与意大利则于90年代末期陆续实施，而碳税在我国目前还处于论证阶段。 　　二、碳税影响产业发展的实现机理 　　（一）高碳产业碳排放外部性的消除 　　环境资源一直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任何人皆可不花费任何成本而享用。对于环境资源的耗损或对于环境造成的污染，亦无须负任何责任，导致环境污染的实施者，不用支出任何成本即得以享受经济利益，相反的，环境损害的结果，却由全社会承担，不但环境损害支出成本分配不当，且亦造成污染者肆意排放造成环境负担。 　　碳排放的成本难以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因为这项成本与形成污染的产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成本的外部化，使得污染并不会影响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学者主张通过政府的干预并建立一套分配机制，将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合理地将成本反应到制造污染或因污染而获利者，使其因为考虑成本增加的负担而自愿减少及控制污染的制造，以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并进而使市场交易分配公平化，这一分配机制与费用负担也是碳税课征的基础。 　　碳税的征收原则是污染者付费原则（P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