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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社会工作社会理性秩序助推器 　　社会转型与“信访洪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不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当一个以计划经济和全能政府为特征的国家被市场主义和现代化敲开了大门，“转型”变成为了最热门的时代话语。中国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涌进了财富、激情和未曾有过的活力；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并没有逃脱社会转型带来的局部秩序失范。在新旧交替和变与不变的转换中，社会问题也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地出现：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贫富差别拉大、干群关系紧张、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等等。 　　2004年开始，中国的群众上访事件骤然激增，大家形容它为“信访洪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大军前往北京，每天往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纪委、国土资源部、公安部等权威部门之间,反映着改革和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大量的人员反映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而长期滞留在高墙之外。除了来访之外，每日寄往中央的各种信访来信更是不计其数。 　　与中央的情况相比，地方政府所面临的信访压力更大。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的父母官，他们每天面临的信访量更大、长期滞留人员和信访方式过于激烈的人员都比较多，往往直面干群冲突。由于我国信访制度主张原地处理，因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从市一级政府到区一级政府再到镇政府，处理和解决信访问题成为了和谐社会和“稳定大于一切”背景下必须重点完成的政治任务。 　　“信访洪峰”不仅折射出的是我们国家在改革和发展过程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之严重，更折射出我们的社会是缺乏解决问题的多元化方式和制度化渠道。 　　法、情、理的纠结 　　信访制度的前提是老百姓对于政党权威的信仰，而整个信访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法、情、理三者不断冲突、不断调和和不断博弈的过程。法、情、理三者孰轻孰重？这恐怕在信访中很难一决高下。 　　中国人凡事讲究个情理，这在信访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在很多上访人员的认知中，虽然信访和法律的背后运行主体都为国家，但相比铁板一块的法律来说，信访似乎是一种更富有人情味，更??有弹性和更直接的问题处理方式，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上，信访可能比法律更具有有效性。中国历来延续“大国家”的道路，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国家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高于法律权威的。政府既可以是法律的主张者，也可以是讲究情理的父母官。尽管国家层面希望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走法治化的道路，但与文化传统相悖的是老百姓更相信党和政府，更讲究情和理。另一方面，虽然通过刚性的法律的确能够解决许多刚性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很多问题的裁决和处理超出了刚性法律所能解决的范围，特别是对于法制还并不健全的中国社会。因此，信访日益成为一种解决问题和纠纷的重要途径，其使用频率、关注度甚至远远超过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信访制度在实践运作中原初功能越来越淡化，逐渐成为了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实用工具。法律只讲法，老百姓则希望通过信访得到法、理、情的认知的合一。 　　不仅如此，大多数上访者都希望通过信访的途径获得实际利益的补偿。我们时常能够看到的那些10年甚至20年长期上访的人员都是通过信访无法得到利益满足的人士。如果有其他解决方案，他们不会走上信访的道路，因为信访是一件常被“污名化”的事情。从他们的上访历程中能够看到他们对于信访制度的“信仰”，信访成为了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最后稻草。而事实上，信访制度解决个别人员的特殊情况。而仅仅为了这很少的成功几率，仍然有很多人通过信访的途径在寻求解决的机会，甚至不惜进行非法上访。 　　信访制度是与法律制度相区别而存在的。虽然公民有权利向有关部门进行情况反映个人或集体意愿，但有关部门对反映的意愿进行的处理过程则必须依法和依相关制度来办。这就使得信访答复通常是以法的话语和制度化的话语来书写的，这就和老百姓对于情和理的诉求相冲突。特别是对于现有制度无法正式处理的事情，法、情、理三者的妥协就更困难了。上访者和有关部门总是各执一词，由于话语不同，两者很难进行真正的沟通，而信访往往就陷入窘境。于是，过激的表达，长时间的信访慢慢出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误会、差异和相互指责越来越严重，甚至二者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引入第三方的新思路 　　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对新时期信访工作的定位仍然是：“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信访工作的成败事关整个社会稳定的大局。 近几年来，信访数量不仅高位运行，信访过程中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原本体现民主的制度如今演变为了国家和社会冲突和博弈的场地。更有甚者是现在信访出现了专业化的倾向，这无疑对党和政府的群众工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针对现有信访工作的困境，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我们现有的信访制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