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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效果研究现状与展望 　　摘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治理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以及政策的可持续发展，也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与关注。本文对国内外学界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析，有助于明确当前政策效果研究的主要视域、不足之处及其研究方向，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推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效果；研究现状；展望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治理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20世纪90年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尤其是2007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已经逐步建立起来。截止2011年12月底，全国农村低保人数达5 310多万，覆盖面明显提高，对于保障农村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民政部，2011）［1］。但是政策绩效不容乐观，仍存在着低保覆盖面窄，城乡保障不平衡，保障水平不高，贫困户脱贫能力低，返贫问题较突出，“错保、漏保”与“关系保、人情保”等困难与问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以及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入开展农村最低生活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对于优化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推进政策执行，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等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践推动着政策理论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政策实施的效果究竟如何，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综述，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推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一、国外社会救助政策效果研究的现状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直接研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成果较少，大多集中在对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的研究。在西方国家，社会救助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很多是通过教会与社区的途径展开的。工业化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程度，开始形成社会救助政策。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一般的贫困问题，并结合研究国家在特定时期面临的具体问题展开理论上与对策措施上的探讨，如对贫困的种类与内涵进行界定，把贫困分为初级贫困和次级贫困(Rowntree,1901)［2］;使贫困的内涵扩大到社会关系与社会剥夺等领域,“社会排斥”被引入社会救助领域(Townsend,1979)［3］;关注社会救助法的补充与完善,重视面向劳动年龄人口的社会救助政策（Howell,2001）［4］；强调救助对象的责任与义务（Saraceno,2003）［5］，等等。当前，西方社会救助研究领域又出现新的思想与新的理念。由尼尔?吉尔伯特主编的系列丛书《21世纪初的社会保障》中关于社会救助的诸多论述思想都是国内社会救助工作及研究可以引进与借鉴的，如针对社会救济对象法定工作的规范要求问题；如何提高在就业率中的降低救济金替代率问题；如何促进和帮助救助对象的就业问题；对社会救助领域的不规范现象，如欺诈行为进行制裁措施等。 　　关于社会救助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是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关于最低收入转移制度的论述：“最低收入救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占相对较小的一部分。随着社会保险趋向成熟，需要收入检验的最低收入救助必然走向消亡”（Beveridge,1942）［6］，由此引起了学术界对社会救助政策有效性评估的关注。最先对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的有效性问题展开调查研究的学者是郎特里与莱恩斯，他们对英国约克郡的贫困减少效果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未能向低收入群体提供足够的保障（Rowntree, Lavers,1951）［7］。此后，汤森德(Townsend,1979)［3］、科拉与尤登（Cole,Utting,1962）［8］、阿特金森（Atkinson, Trinder,1981）［9］等学者通过对有关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的研究也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即存在“不领取”问题，无法对贫困人口提供有效的保障。总之，早期的研究显示，虽然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最低收入救助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但政策的减贫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在于贫困家庭对政策的“不领取”问题，难以摆脱传统《济贫法》的烙印。上述研究开创了最低生活保政策效果研究的先河，但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多为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一人群的调查评估研究，缺乏成熟的理论构建与规范性分析（谢东梅，2010）［10］。 　　 20世纪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