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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福利国家霸气与惆怅 　　在巴伦支海与波罗的海之间，坐落着欧洲最大的半岛——斯堪的纳维亚。这里的北欧福利国家为公民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时以极高的经济自由度、人均收入水平闻名于世。 　　这些国家近百年的发展进程显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缓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共福利状况 　　以瑞典为例，进入20世纪后，瑞典开始变得富裕起来，但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社会安定，反而更激化了业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现象日趋严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民主党在其第二代领导人佩尔·阿尔宾·汉松率领下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开始走上一条通过逐渐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而不是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方式来改良瑞典社会的道路，即通过社会福利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达到消除社会矛盾的目的。 　　随着汉松领导的社民党政府在1932年上台执政，瑞典正式开始了创建福利国家的进程。随后长达44年的连续执政，为社民党政府实现其建立福利国家蓝图提供了保障。由于抓住瑞典经济高速发展的机会，社民党政府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人都能受益的社会保障制度。 　　瑞典建立起来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最大特点就是强制性的社会化，人人都必须参加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享受由国家统一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这些保障主要有六大类：一是儿童保障，每个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可以累计享受450天补贴产假，而且每个1至6岁的儿童，每个月都可领取能保证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儿童补贴。二是教育保障，从小学到大学一律实行免费教育外，一到九年级的学生可以在学校享受免费午餐，高中生每个月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助学金，大学生每个月可获得助学金和低息学习贷款；三是医疗与病休保障，人们在生病期间不仅可以享受几乎免费的治疗，而且还能从病休的第二天起领取到工资额80%的病休补贴；四是失业保障，失业者从失业的第六天起从国家得到原来基本工资80%的失业救济；五是住房保障，是向低收入有子女家庭和低收入退休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六是养老保障，全体国民不论有没有工作过，都可以在年满65岁后领取到最低限额的养老金。 　　 　　高福利的代价 　　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需要巨额资金来支撑。如何解决资金来源， 瑞典也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和探讨。瑞典社民党政府主张通过增税，主要是通过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力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反对党则坚持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参加保险的途径来解决。最终，社民党政府获得了胜利，瑞典也从此走上了一条高税收的道路。 　　上世纪50年代初，税收在瑞典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仅为21%，而到90年代时，其比重则上升到了55%，超过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近年来，尽管瑞典政府采取了一些减少税赋的措施，但其税率之高仍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根据瑞典税务总局显示的数据，瑞典大约72%的税收都用于社会保障，其中用于社会福利、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开支分别占到税收总额的44%、15%和13%，而用于政府部门基础设施、国防、社会与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开支所占比例不到30%。 　　伴随着高福利国家建设，瑞典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飙升至超过50%。到了70年代中期，边际税率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02%。边际税率，即征税对象数额的增量中税额所占的比率。对于个人所得税来说，边际税率102%即意味着收入每增加1元，就要多交1.02元的税。 　　瑞典著名童话作家，《长袜子皮皮》的作者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就是其中一名纳税人。1976年，她写了一篇讽刺小品，发表在瑞典一份最大的报纸上。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住在虚构王国门尼斯马尼拉的叫做潘帕里泼撒的儿童文学作家。潘帕里泼撒琢磨着，为什么他赚得越多，钱反而剩得越少。为什么像他这样只是写一些受儿童欢迎的书籍，就要被政府在经济上予以制裁。林格伦的故事在瑞典激起了一场关于税收的热烈讨论，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44年来首次在大选中失利。 　　瑞典的经济在70年代步履蹒跚，主要的原因正是日益增加的社会福利政策，使经济发展趋于停滞，落后于世界各国。欧洲其他国家也从战争中恢复，经济上逐步赶上了受臃肿福利制度拖累的瑞典。为了拯救国家的经济，瑞典政府于上世纪80-90年代实施了大规模的改革及自由化措施，减少税收及福利开支，废除行政垄断，减少管制，采取浮动汇率，公共服务亦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其中。 　　 　　欧债危机促进福利国家改革 　　近期，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社会动荡。而西欧和中东欧国家在欧债危机的笼罩下也飘摇不定。相比之下，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等北欧国家经济以相对较低的公共债务、积极的劳动力市场、高福利和高税收制度，使社会运行平稳，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