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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诉讼对日索赔最后一种可能 　　【√】中国二战受害者20年来在日本的索赔经验证明，对日诉讼不可能赢。于是，在学者的建议下，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选择了在国内诉讼这样一条新的途径 　　“过几天，我们就会在国内提起第二批起诉了。”12月9日，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教授潘国平告诉《方圆》记者。此前9月16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向重庆市高级法院提起对日索赔诉讼。至于第一批的诉讼结果，“重庆高院还在要求我们补充证据，没有正式受理。” 　　中国二战受害者的对日索赔诉讼战已经打了十几年，曾经轰动一时的劳工案、南京大屠杀案等，已经渐渐消失于人们视线。“因为始终没有结果，很多曾经参与其中的律师、学者觉得疲惫不堪，都不想再参与了。”潘国平说。 　　在这个国际法学者看来，此次重庆大轰炸在国内提起的诉讼，也许是对日索赔的最后一种可能。 　　山城往事 　　十月的山城重庆，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弥漫着浓重的雾气。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就隐匿在繁华的较场口商业区中间，远远看去，并不十分显眼。遗址就建立在当年的防空洞口，只有三四平方米，如果不是封锁的地下通道入口和栅栏内墙壁上悬挂的惨案照片，很像是现代城市里的一个地铁入口。 　　1941年6月5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连续五个小时的轰炸，这个当年重庆市主要的防空洞口被炸塌，洞内躲避轰炸的数以千计的市民因窒息而亡。这个事件被称为较场口惨案，它仅仅是日本从1938年到1943年持续五年时间对重庆施加轰炸袭击的其中一幕。 　　2012年10月7日，93岁的幸存者王树臣向《方圆》记者讲起当年，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抱起头来，浓烈的重庆口音中透出深深的恐慌。抱头是遭遇轰炸那几年养成的习惯，飞机来，有轰炸声，就往防空洞跑，跑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护住头部。 　　王树臣回忆，1939年5月3日，轰炸机又一次来了，他在重庆渝中区洪学巷街上朝防空洞跑时，被弹片伤了右腿，经抢救医治至今腿上仍然存有骇人的伤疤。受伤的王树臣开始到处流浪为生，乞讨打工，直到建国后才有了稳定的工作。 　　因为至今犹存的愤怒，9月10日，王树臣和当年的另外14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一起正式向重庆市高级法院提起了对日本的诉讼。另外14名受害者大都有着与王树臣相似的经历。在当事人亲口叙述的历史中，发现这些如今幸存的受害者，在长达五年的轰炸中，或家人去世，或流离失所，都过着无比提心吊胆的生活。 　　对日索赔的死胡同 　　10月8日，这是国庆长假过后的首个工作日，因为重庆市高级法院迟迟没有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案立案，很多人都有些着急。当年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属大概有56人，参加了重庆大轰炸在国内正式起诉后的首次沟通会议。会议现场，满眼可见斑白的银发，佝偻的身躯，他们都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原告团（以下简称原告团）的成员。 　　原告团办公室位于较场口惨案遗址旁的一所写字楼里。早过古稀的卢贤柏是这里的常驻值班人员，担负起了原告团的大部分联络工作。据卢贤柏介绍，2002年，一些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自发组成了这个组织，但因为无法取得正式的民间团体注册，只好在原告团的后面加个括号“筹备组”，至今如此。2004年以前，这间办公室的租金一直由一名港商赞助，这里逐渐成为许多受害者集中商讨诉讼事宜的地方。 　　从1988年山东茌平县张家楼村400村民集体的“第一份对日公开索赔书”开始，中国二战受害者提起对日诉讼索赔的案例越来越多，在2002年至2004年间达到一个高潮。较为社会所熟知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南京大屠杀对日索赔案、慰安妇对日索赔案等等，主要发生在这期间。这些案件无一不是选择了在日本地方法院起诉，多数经历了漫长的一审、二审，直至最高法院，然而，最好的结果也就是通过庭外和解拿到一些赔偿，大部分直接就败诉了。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对日索赔诉讼也是在这波高潮中开始的。诉讼从2002年开始筹备，2004年律师团组建完成。2006年3月律师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起诉书，同年10月25日本案才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卢贤柏曾作为原告团代表于2006年、2007年两次赴日本法庭作当庭陈述。他的父亲卢汉全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去世，“母亲在废墟里找到父亲时，他的头已经被烧焦，手上还紧紧握着家人的照片。房屋被夷为平地，从那以后，我们过的是四处流浪的痛苦生活。”过去快七十年了，向《方圆》记者叙述起当时的经历，老人还是忍不住哭了。 　　最开始，原告团与重庆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签订了协议，委托其组建律师团，身为重庆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主任的林刚，就是这时候作为律师团首席律师正式加入重庆大轰炸对日索赔工作。“根据协议，我们跟重庆市多家律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差不多二十家律所同意派人援助这个诉讼。” 　　然而，不是所有的等待都会开花结果。原告团于2004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