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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化解农村矛盾纠纷中制度分析 　　【摘要】　如何建立高效的制度体系，及时化解农村矛盾纠纷，是推动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挑战之一。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制度变迁的演变历程，阐述了地方政府可选择的具体制度安排，并以德庆县率先建立“群众工作站”，进而发展为“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工作站）”为切入点，总结了德庆县利用当地资源、进行制度创新，有效化解当地各种矛盾纠纷的成功经验，可供地方政府借鉴参考。 　　【关键词】　地方政府 矛盾纠纷 路径依赖 制度分析 　　一、引言 　　在化解农村矛盾纠纷过程中，政府和农民是两个制度变迁的主体，一般而言，政府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农民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但事实上却很难清晰界定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无论是基于经济政治发展，还是基于国家社会结构的完善，我国农村目前都是最需要变革的地方，农民都是最需要帮助的对象，这一现状决定了政府——尤其基层县镇政府在这场变革中的主导地位，要求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承担主要的推动责任，主动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 　　在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实践中，德庆县政府于2006年9月在广东省率先建立了“平安德庆乡镇群众工作站”（后按广东省的统一要求，改建成“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工作站）”）。自2009年5月起，德庆县投入574.6万元，建立了县“综治信访维稳中心”、13个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和193个村（社区）“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在群众家门口搭建起解决问题的平台，将调处工作的端口前移到最基层的乡镇、村落，有效解决了群众上访难的问题，把矛盾纠纷解决在最基层。同时，德庆县还运用现代化的信息化手段建设“绿色通道”，搭建信访信息平台，让群众信访、反映诉求更加便捷。 　　德庆县政府主动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实践，生动阐述了处于主导地位的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文基于政府制度变迁理论对这一过程进行深入剖析，尝试提炼出一些有益的经验以供地方政府参考。 　　二、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是以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诺思为主创立的。该理论认为，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建立一种稳定而有效的激励结构，以减少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是一个用效率较高的制度代替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这种替代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生产过程”，是要支付成本的，并且费用是昂贵的。除非一种制度安排的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制度创新成本降低使得制度变迁变得合算，否则不会发生制度安排的变迁。 　　而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包括“个人的”安排、“自愿合作的”团体安排，或“政府的”安排。也就是说，制度创新的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和政府，其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主要是因为：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等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整个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凭借自己的行政权力，保障现行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为个人和团体创新提供了外在制度环境的支持或约束，这是其他任何组织所不能相比的。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这就决定了政府是最主要的制度创新主体。同时，国家作为一个暴力潜能的拥有者，在使用强制力时能产生规模经济，并且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优势来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现象，从而可以比其他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来提供新的制度安排。 　　关于制度变迁比较著名的两种模型是林毅夫先生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中提出来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这个模型被当作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经典而被广泛引用，并且林毅夫着重强调了“对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给予特别的注意”。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来换取税收，由于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作为垄断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