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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把不起眼的事变成生财之道 　　谈到自己，汤敏的话总是很少。谈到大湄公河的一条条公路一座座大桥，谈到亚行正在山西开展的煤层气项目，谈到他和几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开办的保姆学校，汤敏的话便多了起来，很有兴致，也很耐心，像个和蔼的老师。 　　汤敏是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他说，开发银行做的事情很杂，但是非常有意思。他们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变成生财之道，变成能投融资的项目。 　　见证大湄公河成长 　　7月初，第二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在昆明召开。 　　大湄公河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能有今天，亚行功不可没。1992年，亚行发起这一合作，成员国包括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十多年来，大湄公河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等领域启动了一百多个合作项目，动员资金近35亿美元，其中亚行直接项目贷款11．8亿美元，技术援助1．4亿美元。 　　看到大湄公河的今天，汤敏心里很欣慰，“要知道，这些地方原来是各国最穷的地方！”到今天，这一次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增加了3倍，出口总额增长了6倍，区域内出口增长超过了10倍。过去几年中，次区域各国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6%。 　　汤敏是伴随大湄公河的发展一路走过来的。1989年，他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博士毕业以后，便进入亚行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总部，开始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工作。当时，他在亚行发展研究中心供职，研究的领域包括亚洲经济合作、亚洲债务问题、亚洲各国的经济问题等。 　　亚洲经济合作真正热起来是9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而亚行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推进这件事情。博士刚毕业的汤敏恰好赶上这个时候，“当时我们很清楚，这是非常具有潜力的领域。”亚洲在很长时间里是一盘散沙，历史上的多次战争把亚洲分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阵营，亚洲各国也认为自己的出口市场是北美、欧洲，亚洲内部的合作意义不大。“我们一直反对这种看法，因为亚洲国家的主要市场实际上还是在亚洲，亚洲合作有巨大的潜力。” 　　汤敏和他的亚行同事们为亚洲经济合作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模式———成长三角区，或者叫次区域经济合作。如果说经济合作是全世界的共同特色，那么次区域经济合作则是亚洲特有的。它不是整个国家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合作，而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和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合作。就拿大湄公河为例，中国的云南、广西就作为区域中的一部分加入其中。这个投资了几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在十年前、十五年前为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汤敏和他的亚行同事坚信大湄公河能够成功。 　　相比以减低关税等贸易合作为主的欧盟合作，亚洲次区域合作更多强调全面的合作———对于连基础设施都很缺乏的大湄公河区域，先要把路建起来，把桥搭起来，把能源做起来，它才拥有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不像欧洲国家，路早已经在那里了，减低关税就可以了。亚洲不同，合作谈得再多，道路不连通，什么都没用。” 　　打了几十年仗的大湄公河地区，各国之间曾充满相互不信任的情绪，如果没有一个中立的组织来推动，几乎不可想象它们能很快地成为亲密的伙伴。起到这个特殊作用的协调员就是亚行。“从90年代初我们就开始推动这个项目，不断地写文章，和各国政府谈，制定长期的规划。”汤敏那段时间经常去当地做工作，锲而不舍的推动工作渐渐消除了各国之间的隔阂和猜忌。夫人左小蕾回忆说，那些地方天气炎热，生活艰苦，有些地方也不太安全，汤敏一去就是几个星期，非常辛苦。 　　关注“小事” 　　　 　　2000年，亚行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同年汤敏回国，任亚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在负责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经济研究时，汤敏曾帮助当地设立专业的小额贷款银行，并给国内写文章介绍经验，“我们不只能从先进国家学来东西，发达国家毕竟离我们比较远，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意义往往更大，小额贷款就是从落后国家学来的东西。” 　　回国后，他发现，在国外小额贷款试点一段时间后，很快就发展壮大，有些还升级成全国性的银行，但在中国，10年前的小额贷款试点到了10年后还是试点，只是从三个村子变成五个村子。他和几位经济学家感到，如果还是按照老路走，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重复性的改革，肯定会继续耽误时间。于是，他们开始管闲事了。 　　十几年前，汤敏和茅于轼等经济学家在山西省的吕梁地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小额贷款扶贫项目。这个项目至今仍然运行良好，从几百元起家，到现在已经有120多万元的收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们正在考虑把这一试点扩大到县一级甚至省一级的项目，较大规模地对贫困农民贷款。 　　有了办事处，亚行在中国的项目也更加有声有色。推动亚行的投资改革成为汤敏回国后一项主要工作。中国已经有那么多外汇，为什么还要找亚行借钱？亚行怎样把国际先进经验介绍进来，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都是汤敏常常思考的问题。 　　采访中，汤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