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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流动商贩综合治理体系架构研究 　　一、引 言 　　21世纪以来，媒体追逐到一类特殊现象: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出现了类似湖南城管打死瓜农和沈阳个体商贩刺死城管的事件。无论社会舆论同情被打死的瓜农还是法律天平偏向被刺死的城管，都是社会情绪释放和法律约束的表达。流动商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实质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关系重塑与利益调整冲突的表现。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个体商贩这一特殊群体上，折射出城市现代商贩的治理困境。商贩从一个概念，发展成一个群体，演变成一种现象，某种意义上甚至转化为一个“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近几年，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大批农民离乡进城成为农民工，也形成了数量可观的离乡进城商贩，他们与城郊失地农民、下岗职工一起形成了现代城市商贩这一新型群体。其中，具有农民身份标签的个体商贩是主体。进城商贩的流动性具有双重性，不仅因为他们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还因为他们在城市内具有流动经营的特点。起初游走于城乡之间的个体商贩已发展成城市流动市场的一支常规军。在城市化泡沫的发酵过程中，他们发挥着繁荣“市”的重要作用，却处在社会冲突的包围中，尤其在城管与商贩形成的管理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商贩的历史演变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社会阶层的梯序和地位，在无数次阶层解构与再结构的过程中保持了顽强的抗逆性。现代商贩不仅难以融入城市，而且由于现代城市的快速扩张，以及城市治理制度的滞后效应，阶层与群体冲突逐渐凸显。 　　从古至今，商贩都是繁荣市场的重要力量。在现代依然是游走在城市间的一个重要群体。将城市商贩的治理置于商贩分化与阶层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上考察，或许能在现代商贩发展与现代城市协同发展中寻找到更好的平衡点，而对商贩这一由古及今广泛存在的经济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商贩问题产生的历史溯源 　　历史上，小商贩被认为是社会经济中的微弱成分。可溯及的研究文献非常有限。张一农的《中国商业简史》和吴慧的《中国古代商业》为我们从中析出流动商贩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脉络。 　　(一) 古代商贩发展的历史脉络 　　我国古代商贩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时期。 　　第一，远古至西周时期，是我国古代商贩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夏朝时就出现了许多包括首领在内的买卖人聚集在邑中形成了市和肆。远古至西周，买卖人的营生形成业态并发展成为“九职”之一。 　　第二，东周是古代商贩集中分化的重要时期。由于固定的“市场”逐渐形成，一部分小商贩改为坐市贩卖，流动商贩中分化出坐市商贾，这是商贩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分化。上层建筑方面，阶层分化的“四民分业”理论开始形成。东周末年，由于频繁的土地买卖，大商贾中进一步分化出买进大量土地的商人地主，有的甚至集商人、地主、高利贷为一身，这是商贩发展历史上的第二次分化。 　　第三，秦汉时期，税赋货币化政策逐渐实行，使以换钱缴赋为目的的商贩活动由此活跃。汉代还涌现出许多长途贩运的行商以及活跃在牛马市上的驵侩。但到了东汉时期，商业经营由日用品买卖转为奢侈品贸易。这对本钱不多、主要靠“逐什一之利”而谋生的小商贩形成了毁灭性打击。 　　第四，隋唐是个体商贩活动重新跃盛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形成了日臻完善的市场制度，这是古代市场治理的重要表现。尽管对小商贩形成了一种压制，但中唐以后坊市分设的限制却总能被商贩活动所突破，早市和夜市的出现使其在各种规制之外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北方的会场和定期的集市也是小商贩活动最为活跃的场所。 　　第五，南宋至元，坊市分设制度日趋崩溃，由于日用品分散在各处，城市里开始出现大量摊贩和沿街叫卖的货郎，商贩出现了新的分化。到了明清时期，商贩的分化加速，新的经济关系开始形塑。一方面，商贩内部的社会流动加快，部分商贩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商业与生产开始结合，新型资本雇佣关系萌芽。掌握大量商业资本的个体商贩转变为产业资本家。大量小商贩实现上述社会流动非常困难。没有资本的小商贩逐渐沉淀，依然靠散四方而谋衣食。反而是破产的资本家、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充实着这个群体，使其成为一个包容性最强的底层社会群体。 　　(二) 商贩含义的变化与分化线索 　　1． 商贩含义的变化。由上述对古代商贩演变史的考察可以发现: 贩运活动源自社会分工、劳动过程个体化以及经济剩余的产生。从其产生的历史基础看，一是手工业分工和畜牧业家庭分工，提高了农业产量。二是氏族内部农业氏族和手工业氏族的发展扩大了产品交换，使商贩表现为一种内部交换活动。三是内部交换促进了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私有制的形成和原始社会的解体，成为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币制、税制和市制等构成商品经济的元素发生变化，对个体商贩活动的兴盛产生着周期性影响。由此看，商贩作为“商业活动”形式的历史早于其“称谓”的出现。商贩最初意指商品贩运和买卖活动，“商贩”的称谓并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