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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改革线索新思考 　　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能够形成改革需要深化的基本共识，但在具体改哪些领域和怎么改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却难得多。原因有二，一是利益结构的影响，另一个是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从利益结构角度而言，如果说30多年前的改革更多地呈现出“帕累托改进”性质的话，那么，今天的改革越来越呈现“卡尔多改进”的性质，即在改革过程中虽然有些主体的利益在短期内暂时受损，但改革带来的“蛋糕”增量足够大，通过二次分配弥补受损者的损失之后，所有主体的福利都比改革之前有改善。不过可以想象，要在触动利益结构的前提下实施“卡尔多改进”式的改革，殊为不易。 　　从认识能力角度而言，体制改革如同自然科学领域的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在未知世界里的试错，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不很容易地为人们所认识。退一步，即使看得见彼岸，征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暗礁和波浪，也是高度不确定的。更何况利益结构这样的客观事物会影响相应主体的主观认识，比如，人类总是对眼前的风险表现出更强的规避倾向，这也正是“卡尔多改进”难以由潜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重要制约因素。 　　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因素，未来的改革如何规划？本文旨在提出一个思考线索，试图对改哪些领域的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充分激发人的能动性是 　　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 　　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是人的能动性。更具体地说，经济持续增长主要依靠三种类型的人才，即企业家，科学和技术天才，大批满足一定素质要求的从事标准化或其他可替代性较强的活动的劳动者。 　　企业家才能、科技研究才能以及从事生产活动的才能，与先天遗传不无关系。与先天遗传相比，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更为重要。这三种才能的提升和积累，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这些才能只有被充分激发出来，投入到实际生产活动中，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 　　进一步思考不难发现，这些才能是否能被充分地激发出来并发挥作用，实际上还会反过来影响到各类主体积累和提升才能的积极性，这是因为，倘若“英雄无用武之地”，那么，人们就没有积极性去积累成为???雄的才能。而与此相反，倘若“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么，人们会积极主动地提升和积累自己的才能。 　　可见，人的能动性只有被充分激发出来并发挥现实作用，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也因为此，企业家的各项才能会迅速提升和积累，进而在技能积累与技能运用之间形成良性反馈。否则反之。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能够把人的能动性充分激发出来并投入生产的社会，才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怀希望地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才是一个只需依靠最小程度的二次分配便能较好地改善所有人生活水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充满生机的和谐社会。 　　激发人的能动性所需的 　　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社会流动性。这指的是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地在千千万万种已知或未知的机会中自由地试错，寻找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只有人们在分工体系中充分流动，才能够发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只有这种流动才能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推动分工体系拓展和深化，从而有效探索未知世界，有效开拓新的生产和市场可能性，有效提升生产率，改善人们生活水平。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流动，因为这总是伴随着风险和不确定性。那些愿意在流动中发现自身潜在才能的，往往是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他们渴望创业、创新和成为企业家。一个社会的企业家和创新天才，最终也主要来自于这些人群。 　　如果一个社会的体制限制流动，虽然不限制但却也不能很好地鼓励这种流动，但其人口中蕴藏的企业家、创新和创业才的人能，很可能被埋没，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第二个条件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教育理念。 　　举个例子：如果美国3亿人口中有1个乔布斯和1个盖茨，那么中国四倍于美国的人口规模中，从先天能力角度讲，也应该有4个潜在的乔布斯和4个盖茨。 　　那么，中国的乔布斯和盖茨们哪里去了？ 　　答案相当大程度上要从社会文化和教育理念上寻找。这些潜在的乔布斯们和盖茨们如何才能够在中国现实地成长起来，取决于他们的先天才能能否在后天的生产实践活动不被湮灭并能充分发挥出来。 　　反思中国的教育和文化理念不难发现，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听从外在于自身的“权威”指导，而这些外在权威的基本倾向是引导孩子“从众”。这种理念既不鼓励“冒尖”，即不鼓励天才们积极探索未知世界。这种理念的好处是能够培养出一大批守纪律的劳动者队伍；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探索未知世界和承担风险的愿望，进而会在相当程度上把企业家和创新天才淹没掉。 　　第三个条件是劳动果实的安全性。这一点相对容易理解。如果一个社会当中，无论是承担风险去创业和创新，甚或从事普通的标准化生产活动，最终收益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则人们自然不愿意去发现自身的潜能并继续提升自己的能力，也不愿意去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 　　第四个条件是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