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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义忠]摄影,找到和肯定对象价值 　　阮义忠因摄影而被人熟知。他是少数几位入选美国权威摄影杂志《当代摄影家》的华人摄影家。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他一直以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专注地记录台湾的社会现象；因撰写《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他被誉为“将西方摄影潮流引进华人世界的传道者”；又因创办《摄影家》杂志，他成为将中国当代摄影家推向国际舞台的重要推手。 　　1995年在英国出版的《当代摄影家》一书中，作者Becky Cho这样评价他：“阮义忠是位百分之百的人文主义者，顽固地坚持着报导摄影。他还有一项在摄影家身上很难见到的特质，那就是能以批评的态度来整理、编辑自己的作品。数十年来，阮义忠以超乎寻常的热情与洞察力，全神贯注于记录台湾的社会现象。” 　　两本摄影文集的由来 　　最近，两岸的出版社先后推出阮义忠的摄影文集《人与土地》和《台北谣言》。《人与土地》的照片拍摄于1974年至1987年。那是台湾工业突飞猛进，乡村急速变迁的十几年，年轻的阮义忠为《家庭月刊》杂志拍摄旅游主题，一头扎进台湾的乡村，几乎走遍台湾的所有乡村，一拍就是13年，累积了上万张照片。1987年，在台北“雄狮画廊”，他精选84张照片，举办了“人与土地”摄影展，轰动一时。《人与土地》收入的是那次摄影展展出的照片。 　　“人与土地”之后，阮义忠把镜头对准了台北，这是他首次把这座跟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有密切关系的城市作为创作的主题。在那之前，他的拍摄对象都是台湾的农村，出版了客家村落《北埔》、平地原住民部落《八尺门》，这些摄影主题完全反映了那个年代台湾农业社会的一面。1975年至1988年是台湾社会力逐渐爆发的年代，经济急遽发展、政治开始松绑，整个社会剧烈变化，阮义忠觉得，“台北是其中变化最快、最彻底的城市。以台北作为出发点，可以观察到台湾未来的转向。”恰巧，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跟他约稿，以台北为主题的照片以“阮义忠速写簿”的方式在杂志上进行了一年多的连载。 　　这个计划原本称之为“台北”，但后来阮义忠觉得自己的照片无法替台北勾勒出完整的轮廓，不知该如何为这个系列取适合的题目，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想起尤金·史密斯（W.Eugene Smith）说过的一句话：“为一座城市造像是一件永无止尽的事，如果开始尝试去做，本身即是犯了自视过高的毛病……但它只不过是城市的一则谣言罢了；没有意义，也不会流传下去。”因为这句话，他放弃“自视过高”的“完整”构想，重新利用“谣言”的隐喻，选出一系列呈现台北真与假、虚与实的照片。 　　2011年，因受《南方都市报》的专栏邀约，阮义忠为自己三十年前的照片撰写文字。这两本摄影文集不但记录台湾近年珍贵画面，追寻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更是他回首过往，重新审视自我追寻的轨迹。 　　“时隔这么多年为当时的照片写文字，自己对人生的体会也有所不同。现在用文字和影像并置的方式，是试着把影像背后的人事物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表达在这个时代我们要重新寻找一些帮助我们未来走向的新的价值观，比如做人的本分、做事的道理，中国传统伦理如何在现代生活被唤起？今后我试着不只靠影像来谈论艺术本身的问题，更要讨论生活的态度、生命的哲学。”阮义忠如是说。 　　台湾城市化的记录者 　　一本乡村，一本城市，《人与土地》与《台北谣言》的影像呈现强烈的对比效果，一个淳朴、温暖，富有感染力，一个杂乱、冷漠，有一种疏离感。阮义忠说：“那个年代的台北不太容易让人喜欢，因为正在变化当中，空气脏、角落乱，生活在其中的人，对生活品质很不满意。拍摄的时候，因为心里一直想寻找一种认同感，可是怎么看这座城市都是生病的样子，自己又不得不生活在这里，想批判却又批判不起来，因为仿佛是在批判自己。” 　　而那个年代的台湾农村，则被他形容为“台湾社会的黄金年代”。人与人非常信任，人与土地的关系非常亲密，在曾经被年少的自己所叛逃的乡村里，阮义忠感受到了美好与温暖。“虽然在相机背后是同一双眼睛，同一颗心，可是因为对象不同，带来了巨大的反差。摄影的对象很重要，它就像镜子一样映出你的存在。”阮义忠说，“我何其有幸能躬逢台湾社会最好的年代。在拍照的当下被所看到的人事物所感动，乐在其中，并且能够把这个感动准确地捕捉起来，而且还有机会发表。摄影既是我的兴趣又是我的工作，后来变成我的理想，我的宗教，几乎和我的生命完全地结合在一起。” 　　把《人与土地》、《台北谣言》两本书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来看，黑白图片呈现的是台湾社会“城市化”的过程。问及对城市化的思考和态度，阮义忠以经历其中者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我要坦白地说，我所拍过的，以前很喜欢的农村现在都变得不好了，很可惜，所以我都不敢回去了。如果没有具远见的规划，原来那些农村的特色就会完全消失，每一个地方都变成城市人去消费的场所，卖的都是一样的纪念品，吃的都是一样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