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暴雨”中手机媒体传播效果.docVIP

“7·21暴雨”中手机媒体传播效果 　　“7·21暴雨”中手机媒体的表现 　　2012年7月21日,北京突发特大暴雨。灾难发生后，新媒体的信息传播体现出了惊人的有效性，尤其是手机媒体和微博对于民间力量的迅速动员和组织令人印象深刻。 　　2004年的“7·10暴雨”后，北京市搭建了公共预警信息平台，由北京市气象局负责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但总结来看，目前我国在危机预警和危机预案、资源调配方面仍存在不足。北京气象局今年7月21日下午14时起开始预报有暴雨天气，但是对信息的深度解读和解释指导远远不够，没有体现足够的预警作用。反倒是两位气象播报员的一条“21日下午有非常天气，能宅的就都宅在家里吧”的微博，次日陡增1000多条回复，基本都是表达听从博主建议逃过一劫的感谢。这个案例被很多媒体报道反复提及，博主的权威身份、微博的传播特性以及网络语言的亲切随意都构成了成功传播的因素。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国务院要求全国各地建立突发公共事件预警系统。2011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气象灾难检测预警和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突发性危机预警信息通常不能在第一时间传递到人，手机短信就解决了信息传递过程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民政部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健全手机短信预警预报机制。①“7·21暴雨”中，手机短信、微博意见领袖、官方微博、手机报的互动，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力量，为我们研究手机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传播策略提供了一个范例。 　　在危机舆情传播中的局限 　　1.手机短信 　　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各种消息甚至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便是短信。当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危机事件发生时，公众通常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许多未经证实的消息借此渠道大量传播，最终形成了负面的、非理性的舆论。因此,在突发公共危机中对手机短信预警机制的应用和健全就格外重要。此次暴雨灾害中，北京市气象局共发送预警短信140多万人次，但北京市常住人口有2000万，手机拥有率超过95%，这个数字远远没有达到2009年国家气象局抽样调查的82.3%的公众平均覆盖率。发送短信的基站建设数量不足，短信发送速度慢、范围受限，都大大降低了危机预警的效果。《北京市气象应急保障预案》规定，应当根据未来若干小时的降雨量发布相应的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预警。预计暴雨来临的时间越短，预警级别也就越高。与公众沟通是应急预案的重要内容，如此大的暴雨，政府应该具体通知到个人和家庭。但目前这方面还做得不够。 　　2.微博 　　微博在具备手机媒体传播特征的基础上，又具备典型的互动性，不同的用户通过手机终端进行讨论，是形成、传播舆论的有力手段。“7·21暴雨”发生前后，草根微博传播活跃，在信息沟通、舆情传递上都令人瞩目，被全国各大媒体广泛报道的救助首都机场滞留乘客的“双闪行动”，就是名为“菠菜X6”的网友通过微博发出的救助倡议，最终动员了300多辆私家车，共接回滞留旅客500多人。但据《南都周刊》的报道，微博的效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从“菠菜X6”发出第一条召集微博开始，直到两个多小时之后，才聚集起了30多辆车。②此外，救助工作缺乏经验、组织工作无序，也给救助者带来了很多不便和危险。 　　3.手机报 　　手机报具有传统大众媒体的特征，内容上也与官方媒体保持一致，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时，受众一般会倾向于怀疑经过官方“把关”的信息而相信小道消息，因此，作为传统大众媒体延伸的手机报，在这一特殊时期引导舆论的效果较弱。传统媒体在“7·21暴雨”后在引导舆情方面表现乏力，有报道显示，在7月22日凌晨暴雨最为肆虐时，传统媒体中最能体现时效的广播中只有音乐节目和医药广告，全无有效信息，手机报也表现出高度一致的集体失语，其报道不具有充分的预警意义。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广渠门一位司机被确认死亡后，收音机里的路况播报，仍然没有提示积水的严重程度，而通过手机报发布的官方预警信息基本与传统媒体保持一致，相比民间手机短信和微博传播的细致、精确、迅捷，手机报的传播力还没有被充分动员起来。 　　启 示 　　1.充分认识手机媒体的主流地位，主动引导运用 　　从“7·21暴雨”后公众的反应可以看出，公众对于危机预警机制的运作效果满意度不高。目前我国在一般的实践认知和危机传播研究中，对新媒体尤其是手机媒体及其受众的重视还远远不够。政府部门及其他职能机构一般只有在巨大舆论压力下，才会运用新媒体做出回应，由此导致了很多本可避免的损失。“7·21暴雨”中，手机媒体在舆情引导方面的巨大能量已为全社会瞩目。应当继续加强对手机媒体的主动运用，以引导舆论，化解危机。 　　2.健全手机媒体的传播机制，确保信息发布及时、透明、公开、准确 　　危机发生后，政府如果不能抢占舆论的制高点，让谣言肆意传播，对政府公信力会有很大的损害，也增加了危机管理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