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政治”一个新兴研究领域.docVIP

“边疆政治”一个新兴研究领域 　　“边疆”这个概念中外都有，通常指一个主权国家边界内侧一定范围，这个范围必须达到一定面积才能称为边疆。边界是边疆存在的前提，但有边界不一定就有边疆，因为，边界范围大小与国之大小有直接关系，国家面积大，内地与边界距离遥远，边疆区域客观存在；相反，边界向内延伸的距离狭窄，也就无法拥有事实上的边疆，只有边界区域。对于岛国和海岸线来说，“海疆”也是事实上的边疆区域。现在，“空疆”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传统的“领空”只是空疆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边疆”概念可以说是一个360度的立体范畴，如果未来人们有能力争夺太空和其他星球资源，国家疆域的继续扩展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从“边疆”概念扩展中创立“边疆政治”就是概念向范畴转化的必然。 　　有一个必须提到但游离本文主题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文概念的产生。因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别，我们往前追述概念产生的历史时，常常不能准确“衔接”，繁生歧义。比如“边疆政治”古人叫“边政”，起码明代嘉靖时期陕西监察御史张雨就写过一本书叫《边政考》，但可以肯定今天的“边疆政治”决不是过去“边政”的白话，可是，在民国时期，就是产生了“边政学”这样一个学科，吴文藻先生就曾在1943年《边政公论》发表《边政学发凡》一文，那时，人们还公认“边政”是相对“内政”的一个概念。显然，今天“边疆政治”的含义远远超出了“内政”，时下，有些人为显示学科渊源，仍然建立“边政系”、“边政研究所”，如同今人穿着长袍马褂，早已时过境迁。马大正先生屡次谈到他的夙愿就是创建“中国边疆学”，没有提创建“中国边政学”，是因为他知道“边疆”范畴的现代意义。 　　从逻辑角度分析，“边疆政治”就是“边疆学”的理论核心，创“中国边疆学”，必先创“中国边疆政治学”，它们的关系犹如电和灯。但在创立“边疆政治学”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与传统“边政学”的关系。事实上，边疆是一个变动的客观实体，“变动”就是政治，所以，今天的“中国边疆政治学”完全是在彻底变化了的政治制度下研究边疆，它的观念、方法、理论乃至提供理论支持的对象都是不同的。这与多种版本的“边疆历史丛书”根本不同，因为，从制度、管理、军事、文化、交通、民族角度把“历代边疆经略史”都写出来，只是划了几条“纵线”，而事实是边疆政治拐了一个180度的曲线，如果没有新的中国边疆政治学，边疆历史研究不会上升为“中国边疆学”。目前的边疆历史研究成果丰富，系统理论建树不多。这个问题说明目前研究边疆历史的多，研究边疆政治的少。 　　发展“边疆政治学”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民族学、政治学”的关系。从1990年周星出版《民族政治学》后，“民族政治学”就没有兴旺起来。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看似“顺口”的名称很难清晰地确立自己的学科领域，因为，无论从民族学范围还是政治学范围，对民族政治范畴的研究被这两个传统一级学科瓜分完毕。周平试图换一个角度，以《政治民族学》实现“突围”，结果也不十分理想。在民族学范围内过于倾向政治时容易被既有的一些看法干扰，在政治学范围内过于倾向民族学时容易受西方实证主义理论诱惑。而只有“中国边疆”＋“中国政治”，才是一个理论体系而对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这个问题说明，“边疆政治”研究面临的尴尬境地，很少有专门的研究成果。 　　然而，来自交叉学科的理论难题有时是一件好事，特别是“边疆政治”研究恰好遇到中国国力快速增强的时机，促使“中国边疆政治”理论的分支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显然，近几年，中国边疆地区跨界民族与地缘安全问题、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学者们从“边疆政治”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在2011年公开出版的下列作品，就是很有代表意义的。 　　宏观理论方面。陈霖的《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要对中国边疆一词概念下出一个新定义，赋予其“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历史意义上的边疆、民族意义上的边疆、宗教意义上的边疆、认同意义上的边疆、陆权意义上的边疆、海权意义上的边疆、发展意义上的边疆、国防意义上的边疆”九种含义。要对中国边疆问题的范围给出一个新界定，解析出“边疆民族问题、边疆宗教问题、边疆认同问题、边疆陆权问题、边疆海权问题、边疆发展问题、边疆防卫问题”七个方面的问题。要对中国边疆治理模式作出一个新选择，倡导实施“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并重、族群主义与国家主义并重、梯度主义与地缘主义并重、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并重、统治主义与治理主义并重”五个并重模式。 　　海疆方面。张良福的《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管辖南海诸岛百年纪实》（海洋出版社，2011年1月1日），以资料选编的方式，真实记录了南海诸岛百年历史上发生的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如1909年清朝政府谈判收复东沙群岛、巡视并命名西沙群岛；1946年中国政府接收西沙、东沙、南沙群岛；1956年台湾再次派兵进驻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