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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娱令”背景下电视调解类节目发展思考 　　编者按：调解类节目是继民生新闻之后兴起的电视节目类型。它顺应时代潮流，合理地运用了媒体话语权，为处于多元社会中的人们调和缓解了来自生活中各方面的压力，解决了伴随而来的各种情感纠纷，满足了公众对媒体的期待，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调解类节目作为人民调解的一种新举措和新形式，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以下这组文章从理论到实践层面进行了阐述——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也处在一个矛盾纷争的多发期，许多人在主动调适自我、适应变化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生活矛盾、情感危机和心理困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电视调解类节目应运而生。随着“限娱令”的正式执行，一些业界人士指出，调解类节目或将成为各大卫视填补空档的首选。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认为，在大众社会中，传播秩序有助于形成争端解决的生态环境，大众媒介是有关争端解决论坛的公众信息及其特点和范围的主要来源。①鉴于此，对于当前电视调解类节目的生存现状、现实意义及其所面临的伦理困境进行分析探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策略，是十分必要的。 　　荧屏劲吹调解风——电视调解类节目现状扫描 　　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传递和提供娱乐是大众传播的四大功能。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电视介入纠纷解决正是其社会协调功能的典型表现。在美国，通过大众传媒解决纠纷滥觞于1961年，当时的《休斯顿记事报》发起实施了一项“监视他们”的计划，开始提供纠纷解决服务；后来电视台推出“电视争端终结者”栏目（TV troubleshooter，简称TVT）大受欢迎，这种电视秀的范式倾向于曝光并把个人的争端转换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以引发更多的个人申诉，形成一种循环模式。② 　　在我国，从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到北京电视台的《第三调解室》《谁在说》，上海电视台的《新老娘舅》……近年来，电视调解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根据央视-索福瑞71城市的统计数据，2011年上半年共有31档调解类节目在38个频道播出。其中，地面频道有34个，占所有播出调解类节目频道的89.5%，省级卫视频道有4个，约占10.5%。③从节目形式来看，这类节目大多由外景跟拍、当事人讲述与辩论、专家调解、观众互动等环节构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如开通微博，与当地司法局合作等。从节目收视来看，调解类节目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魅力元素点燃了新一轮的荧屏大战，掀起一股收视热潮。 　　人民调解新探索——电视调解类节目意义解读 　　揭示社会问题，弘扬道德风尚。从节目题材来看，电视调解类节目所涉及的多是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最实际最常见的问题，比如财产纠纷、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老人赡养等，这些矛盾纠纷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遍性。一方面，当事人在节目中讲述自己的故事，倾吐烦恼和困惑，通过调解员和专家学者分析与指导，找到问题的症结，促进纠纷的解决；另一方面，节目通过对不良社会现象的揭露和批评，引起广大观众对自身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诸多方面的反思，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以此达到引导舆论、弘扬良好道德风尚的社会教化作用。 　　进行心理疏导，展现人文关怀。一般来讲，参与电视调解类节目的当事人主要有以下几种目的：一是当事人希望借助法律专家和节目的力量确认自己的经济利益；二是为了解决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三是当事人情感宣泄和沟通的需要。总而言之，这些当事人都是因为在生活中遇到自身能力难以解决的问题，希望寻求帮助。正因为如此，电视调解类节目的嘉宾都是相关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通过情、法、理相结合来对当事人进行疏导和调解，既有法制的理性，也有情感的抚慰，体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意识。 　　提供司法援助，助力人民调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电视调解类节目的兴起也是“当前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司法解决纠纷成本高昂与效率低下所导致的司法接近权匮乏，以及由于司法腐败所导致的对司法救济公信力不信任”④的反映。一档电视节目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但却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司法援助。不仅如此，目前许多节目都与当地司法部门进行合作，比如《金牌调解》由江西省司法厅与江西电视台联合打造，每次现场调解都纳入到司法行政规范之中，具有法律效力。 　　帮忙还是作秀——电视调解类节目的伦理困境 　　回避公共话题，热衷隐私窥探。与传统舆论监督节目关注公共利益的出发点不同，电视调解类节目的话题焦点多是集中在夫妻情感、家庭纠纷等方面，大量题材涉及的都是当事人的隐私性事件。节目取材角度一直都是电视调解类节目的短板，从受众心理来看，大量的家庭纠纷调解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节目生命力也就无从谈起。从媒体责任来看，在当前的社会问题中，家庭纠纷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量诸如医患纠纷、劳资纠纷、拆迁纠纷、物业纠纷、借贷纠纷等社会影响面更大、后果更严重的问题鲜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