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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新思考 　　摘 要： 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对外传播与推广既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又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要求。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推广方式缺乏灵活性与创新性，文化典籍的传播面临诸多问题。基于对目前问题及现状的分析，本文建议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工作需要建立合理有序的翻译合作机制，创新典籍传播与推广途径，并密切关注跨文化交际问题。 　　关键词： 中国文化典籍 对外传播与推广 典籍翻译 传播方式 　　一、引言 　　“典籍”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也泛指古代图书”。现今我们通常所讲的“典籍”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名录的总称，涵盖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医学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典籍也是浩如烟海。文化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静态体现和精髓所在，是古代先贤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是体现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仅占4%［1］。文化软实力的严重不足既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相去甚远，更与中国的文明古国形象背道而驰。另外，随着“中国热”的升温，很多外国人更关注古代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和尚中”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以及谦和礼让、重义轻利的处世态度，从文化渊源上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一直处于瓶颈阶段，现状尚不尽如人意，亟待传播方式的创新与突破。 　　二、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一）对外传播力度小，影响力不足。 　　中国文化典籍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而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关汉卿的著作量比莎士比亚大，然世界上知莎翁者多，知关翁者寡［2］。数据表明，从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间，中国全盘??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近10万册，但是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不到500册。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3］。文化典籍的翻译数量更少，只有《论语》、《孙子兵法》、《红楼梦》等为数不多的名著译文较多。于是，迫于语言障碍，中国文化典籍只能在故纸堆中孤芳自赏，我们徒有灿若晨星的文化典籍却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巨大的“文化赤字”。 　　（二）典籍翻译数量少，效果不理想。 　　现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存中，中文的信息只有4％，而英文的信息超过90％。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所以，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必然要走典籍翻译之路。但是，中国文化典籍不仅译作数量少，而且很多译文的翻译效果也并不理想。20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经典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外国来华的游学者和传教士完成的。由于文化背景、翻译动机（宗教传播）、思维认知、语言功底等原因，这些外国译者无法深入透彻地理解原著，不能体味其中深邃的文化底蕴，故无法将其内在的文化意蕴传达给译文读者。他们不断地将中国文化典籍向本国文化靠拢，致使翻译效果不佳，甚至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红楼梦》是世界上翻译版本较多的中国文学经典，然而《红楼梦》的翻译却存在诸多问题。单是“红楼梦”这个题目的翻译就不尽能反映作者的写作意图。“红楼”一词在唐诗中专指富贵人家妇女的金闺绣户，在曹雪芹之作中喻指众多女儿。且不管其他译本，即使目前比较通行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A Dream of Red Mansions”将“红楼”二字译为“红色小楼”和“朱邸”便与《红楼梦》的女儿主题相去甚远了。［4］ 　　（三）典籍翻译人才少，自觉意识差。 　　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2004年参观中国翻译成就展时指出，在对外版权贸易方面，中国和外国的逆差是16：1，表面上讲是我们的对外供应意识不足，其实深度的原因是中翻外人才匮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5］事实上，中国培养的翻译人员并不少，但大多流向商务领域，真正选择文化典籍翻译的人很少，而博古通今的翻译人才更加稀缺。高素质、专业化的中译外人才的严重匮乏和队伍“断层”是中译外翻译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6］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典籍遭到冷落甚至被残酷打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传统文化教育在人文教育中一直处于弱势，国人普遍对文化经典知之甚少。国人人文素养如此又何谈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推广？ 　　除了人才匮乏这一因素外，中国译者也缺乏自觉意识。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