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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鲁迅正译翻译观 　　[关键词]翻译；鲁迅；“硬译”；正译 　　正如对中国翻译史论意义的认识和研究的不够一样，对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杰出翻译家地位，论界认识上也有许多不足甚至误区。鲁迅一生的译著甚丰，实际上比他的创作还要多。共翻译了14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出版了33部单行本，达300余万字。有人认为，鲁迅翻译的成果从质量上看力作不是很多，“宁信而不顺”的译文从读者的接受效果上看也差强人意。在翻译思想上更以偏带全，用“硬译”来概括鲁迅的翻译观。 　　实际上，随着鲁迅思想、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发展、转变——茅盾曾精辟地概括为“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他的翻译观也是不断发展、变化以致成熟的。1927年以后，鲁迅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并被公认为左翼文坛的盟主和旗手。在鲁迅生命最后的十年里，他明确地提出了“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的一系列精湛的正译论述；对他自己的译著和整个译界影响巨大，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无独有偶，和中国译史上另一座丰碑唐代名僧玄奘的翻译观一样，两人都是不偏执于直译和意译，主张“兼顾两面”正译的。下面，笔者拟从发展的观点论述鲁迅“兼顾两面”正译观产生、提出的过程。 　　一、早期：从意译向直译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救国图存”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至“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的口号；体现了国人翻译强国的进步思想；引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由于受到语言素养和文化视野的限制以及翻译功利性的影响，当时的译者从市场的接受角度出发，重意译而轻原著，增删、演绎、改写与格义大行其道。这一情况非常类似明治初期日本的“豪杰译”，为了文学启蒙或者政治宣传的需要，对原作的主题、结构、人物等任意增减改变。鲁迅最初的翻译也受到了这种意译和改写之风的影响，以至他的处女作《斯巴达之魂》至今无法判别是翻译还是创作，他去世前一年还调侃说：“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1903年，鲁迅用典型的意译法译出《月界旅行》，将原作28章“裁长补短，得十四回”，并将“其措词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 　　随着时世发展和翻译须以诚信、真切反映原著精神风貌为要旨的观念深入人心，鲁迅和整个译界逐步摆脱意译风气的影响。1909年，鲁迅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体现了其翻译思想的重要转变。小说《序言》指出：“特收录至审慎，宜以迻译亦期弗失文情。”表示宁拂戾时人，也要以诚为本，甚至连人名地名都悉如原音，不加省节。随后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出了象牙塔》等，“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文句仍然是直译……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二、“硬译”或“宁信而不顺” 　　鲁迅是在1929年1月20日《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明确提出“硬译”这一概念：“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甚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 ‘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希望，只在读者还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后来，鲁迅又在区分译文读者对象的前提下强调：“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指“很受了教育的”）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 ‘宁信而不顺’的。”又在1933年8月2日《关于翻译》中说：“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 ‘硬译’。” 　　由此可见，鲁迅的“硬译”：第一是过渡时期的权宜提法。在自己能力不够，尚未探索到更好的译法时，只好“硬译”。正如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所言：“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 ‘硬’或 ‘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 ‘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第二，“硬译”并非鲁迅“好的翻译”的理想标准。只不过“宁顺不信”的意译，不如“宁信而不顺”的直译。因为译得“信而不顺”，不会产生译得“顺而不信”的迷误。第三，鲁迅的“硬译”论有一定适用范围，例如精英读者和科学理论论著等。 　　我们应该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地、具体地分析评价鲁迅的“硬译论”。既不能过分拔高美化，也不能无知地贬低丑化。历史上有梁实秋尖刻嘲讽鲁迅的“硬译”。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诬认“硬译”就是“死译”：“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到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鲁迅紧接着发表了著名杂文《“硬译” 与“文学的阶级性”》予以有力的驳斥，并科学地阐述了“硬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