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修改后刑诉法中辩护制度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新问题.docVIP

谈修改后刑诉法中辩护制度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新问题 　　[关键词]刑诉法；辩护制度；新问题 　　2012年3月14日，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2013年1月1日起生效。此次刑诉法修改，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特别是：将委托辩护人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妥善解决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衔接问题，使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得到保障，完善了辩护制度。这一修改提高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可操作性，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司法机关的制衡力，无疑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新的问题。本文就辩护制度与审查逮捕工作之间的产生的新问题，阐述一些观点，希望与同仁们探讨。 　　一、辩护制度的完善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的新问题 　　1.律师会见权对审查逮捕工作的影响。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上述条款确定了律师自由会见权，使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渠道畅通了，律师获取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会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得以加固，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可能性也增大，必然给侦查监督部门审查逮捕工作增加了难度。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监听。也就是说，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之日至审查批捕环节，律师要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需再经侦查部门的批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部门不仅不得派员在场，也不得采取其他的措施进行监控。新刑诉法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会见进行交流的权利。自由会见权不仅保证了律师向犯罪嫌疑人充分了解案情、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而且让犯罪嫌疑人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法律后果，使犯罪嫌疑人增强了反侦查能力，从而加大了侦查监督部门审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的难度。会见渠道的通畅充分保障了律师辩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也容易出现素质不高的律师非法利用自由会见权在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之间、犯罪嫌疑人和同案犯之间进行串供提供了条件。这对于那些主要依靠言词证据的犯罪，如一对一的强奸案件，一对一的抢劫案件，犯罪未遂等等，无疑增加了固定、复核证据的难度，给审查批捕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2.律师调查权对审查逮捕工作带来的影响。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有关证据。 　　第四十条条：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第二款：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以上条款规定了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权，申请收集、调查查权，律师的调查权同样会增加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还有可能削减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甚至可能出现干扰证人如实作证的情况，增强了调查取证工作的对抗性。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权不仅能削减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而且还很容易被素质不高的律师用于干扰证人如实作证。犯罪嫌疑人亲属和律师一起对证人进行取证，而证人经过律师一番开导或者出于种种压力而逃避作证，甚至会出现违背事实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虚假证言，对于短短的七日内必须做出批捕或不批捕决定的侦查监督部门来说，大大增加了工作难度及诉讼风险性。 　　二、把握审查逮捕准确率的保障策略 　　1.转变错误观念，严格按照程序法办案。刑诉法的修改，赋予了律师更为广泛的执业权利，同时，也对检察机关的执法理念、规范执法及职务犯罪侦查、批捕、公诉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加强了律师在侦查、批捕、公诉等环节对检察机关办案工作的监督和制约，加强了对检察工作的外部监督。 　　2.以证据链条作为定案的唯一标准和依据。在实践中，在证据的运用上有重口供轻证据的倾向，而口供又有易变性的缺陷，对于主要依靠口供定案的犯罪来说，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证据体系就会坍塌，而且容易导致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发生，有目共睹的便是佘祥林案。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需要经过批准，意味着控辩双方的较量从侦查阶段就开始了，这必然促使侦查监督部门审查逮捕案件时注重口供以外其他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