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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社会协同治理缺憾及过渡性 　　内容摘要：社会协同已然成为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通过协同性的挖掘，寻找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然而，由于协同治理的地方性来源、体制吸纳的存在以及协同效应发挥的民主存量要求，其在管理实践进程中存在着潜在的风险与应用的局限。本文认为应重视其对参与治理的调试和对合作治理的预演价值，明确其过渡性的角色定位，方能有效地把握社会治理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协同治理 潜在风险 应用局限 过渡性 　　如果说任何关心自己的行动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福利，那么人类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往往并不是导致合作，而是引发更大范围的不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事实上是对各种有利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政策、协议与会谈都失去其应有的效力。如全球变暖、臭氧枯竭、酸雨等等，这是就其影响范围而言的，这些问题既不能够、也不会尊重国家边界。然而，“在由领土边界具体体现出来的政治世界与由相互间发生联系的生态系统组成的自然世界之间，人们所观察到的不协调性已经成为某种老生常谈了。其含义是，在主权与生态之间存在着某种根本的不相融性”。这种不相融性也就使得协同治理的效率难以预期。协同治理的潜在风险与应用局限也应给予必要的重视，以便在此基础上探索后国家主义时代下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问题。 　　协同治理的潜在风险 　　（一）体制吸纳对权力系统开放性的稀释 　　官僚体制在工业社会时代得以流行，是与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分不开的，任何官僚体系都倾向于简单化与确定化的局面，对于透明性与开放性具有先天的排斥倾向。在对管理型治理模式的分析中，以及对服务型治理模式的构想中，我们可以发现秉持权力系统的开放性是制度创新的关键与核心所在。这也是协同治理策略得以发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现实的社会问题不由让我们对这种基于权力配置开放性与治理结构多样性基础而推行的治理策略，多了几分担忧。从处于轴心地位的政府行为策略的持续性与变异性开始说起，就不得不谈到行政社区与体制吸纳的问题。 　　在协同治理的制度框架中，政府组织对非政府组织的适度吸纳，有利于推动国家法团主义或社会法团主义的实现，在此局势下，社会行动者利益组合可以得到必要的优化。对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而言，其不仅有助于提升政府整合社会利益诉求的实际能力，也有助于社会行动者组织化能力的提高。不过其效用的发挥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风险，那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对社会力量的过渡性吸纳，其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与政府主导型治理策略中所形成的“行政国家”有着一定的重合度。现实情况是行政权力对社会自组织力量与民众意愿团体的体制化吸纳，缺乏必要的外在制度化约束。因而行政吸纳政治与体制吸纳的“度”就难以得到有效地控制，从而稀释权力系统的开放性水平，也就在事实上失去了协同治理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协同治理控制变量之一的合作主义，其所引导的各子系统效用之和大于各子系统效用数学之和的努力失去了现实的基础；协同治理所致力于实现的最大程度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失去了平衡点，从而蜕化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治理策略。 　　协同治理所致力于打造的合作共同体，其发展轨迹遵循着一定的社会协同化标准，即政府触角必须可以感知到社会力量的抵制，而所谓社会的必要发展，也就是说社会行动者必须也可以感知到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与反弹。这种“度”的把握，在目前的治理体系下，依然缺乏充分的制度化保障，因此存在着稀释权力系统开放性的潜在风险。 　　（二）自发秩序及其规则体系未必导向社会公平与正义 　　归根到底，制度与规则体系的目的在于秩序的建构。就秩序的形成而言，其有着不同的形成过程。在协同治理的制度框架下，各子系统之间互动行为的深化与社会行动者信任关系的发展是合作行为得以发生的关键。并且作为协同治理序参量的地方区域，也不过是诸多关系的集合，从秩序起源的意义上来说，这诸种关系的集合也就是不同秩序形成与发挥作用的具体呈现方式。在秩序生成的过程中，伴随自发性与理性水平的提升，其表现为由习惯法到“斯拉格”或“市场”的演化轨迹；当理性与等级制的组合趋势愈加显著之时，其主要表现为法律、宪政体制等具有社会规制色彩的政治化行为。在协同治理发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其内在的秩序结构往往偏重于对自发性秩序的一种追求，并寄望于这种自发性秩序对等级化的官僚体制产生一种反作用力，继而实现社会行动者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在制度层面来说，这种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平衡也正是“民主”之本意。不过遗憾地是，在公共事务治理领域，这种侧重于自发性秩序形成的治理网络，往往并不必然导向社会公平与正义，因为就自发性秩序形成的区域性与地方性而言，其直接目的在于边界范围内的利益实现与政治性认同与承认，其对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往往不具备直接的道德性。 　　协同治理的应用局限 　　（一）定位于地方层次上的治理样态难于应对国际事务问题 　　可以说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