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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经济宪法WTO 　　［文章导读］加入WTO或许是中国十年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中，逐渐意识到这不只是外交策略与经济政策的调整，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变，中国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作为一种全球经济宪法机制，WTO具有极其强大的秩序扩展能力，它以“规则导向方法”取代了传统的实力政治。全球竞争的较量，正以一种新的合纵连横方式，通过设置议题与议程，通过法律的转移和转化策略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亟须再次“入世”。 　　欲反思中国外交哲学，须首先明白这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正是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入世”绝不只是一个地域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事件。WTO作为一个全球“宪法构造物”，已给世界关系带来了全新的游戏模式。中国应当在清醒认识全球化趋势的基础上，调整乃至重新思考自己的外交战略。 　　从政治入世到法律入世 　　实际上，中国最初“复关”和“入世”主要就是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即在重返联合国后，让世界进一步承认中国的独立地位和“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然而，随着“入世”谈判的深入，尤其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考量占据了上风，“经济入世”在观念和行动上压倒了“政治入世”的定位。随后，中国逐渐意识到，WTO是个具有法律性质的多边国际经贸组织，其构成基础、运作方式和争端解决机制，都具有法律性质，因而开始逐渐适应“法律入世”。 　　1970年代，伴随中国重新恢复联合国席位，中国政府开始考虑是否恢复GATT合法席位问题，但结论是GATT作为“富国俱乐部”，主要成员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不宜加入，这一考虑便搁置下来。现在来看，1970年代恰恰是GATT开始吸引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加入的时段，整个世界体系正在悄然进入新时代，而当时中国受缚于体制和意识形态桎梏，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 　　到了1980年，“文革”结束，中国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急需扩大出口以增加外汇，GATT再次引起了中国的注意。1983年1月，国务院做出决定，准备申请“复关”，并于1986年7月10日正式提出申请。“复关”被看作是“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项重大的外交行动”，其主要目标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而不是改革方面的考虑。当时舆论还没有意识到“改革”实际与世界体系的整体变化密切相关。正如美国前贸易副代表巴舍夫斯基所说，最初中国“以为加入GATT/WTO只是一个政治事件，国内不需要做出什么特别重大的安排”，“中国当时全心指望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加入”，以至于他不得不制作一份详尽具体的问题清单并逐条解释，才使中方代表明白他们究竟要谈什么。 　　从1986到1989年5月，“复关”工作进展顺利。但1989年苏东剧变阻断了谈判进程，苏东经济体系的崩解所造成的剧烈震荡，以及中国在震荡中的自我调整改变了GATT对中国的态度，“复关”进程变得困难重重。这一形势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才有了转机。但截至1995年WTO成立，“复关”谈判始终未能取得成功。由于这一阶段中国“复关”的动机主要是政治性的，而后来“复关”受阻也同样来自于政治因素，我们不妨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政治入世”期。 　　到了1996年，中国已经意识到，GATT与WTO有很大不同，“复关”谈判与“入世”谈判的差异也开始暴露出来。如果说，“复关”谈判更偏向政治谈判，其关键词是“复”——恢复席位；那么随着WTO成立，恢复席位也便失去了政治意义。与复关谈判不同，入世谈判的经济意义极为突出，因为“复关”谈判主要是要求中国在关税减让方面承担义务，影响范围尚且有限，而入世谈判则提出了更为广泛、复杂、影响深远的要求。这些要求不仅涉及关税减让，而且涉及投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农产品等广阔领域，“入世”对一国的经济体制乃至整个产业结构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从这个时段开始，中国的“入世”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考虑的主题从政治转向了经济。政府开始审慎地权衡和评估“入世”可能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围绕这些问题，中美之间的谈判趋于白热化。不妨将这阶段称为“经济入世”期。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朱基等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朱基当时并不十分确定，“入世”在经济上会利大于弊，但他敏锐意识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中国的选择余地是不大的。而到1999年，中国对WTO的认识又有了新的突破。在历次中国加入WTO工作组会议上，一些WTO成员反复提到中国限制外贸经营权、进口机电产品的内部审批、配额许可证发放的公开透明、外资法中的外汇平衡、当地含量、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专利保护期限、对布图设计的著作权保护等法律问题。他们认为，这些做法与WTO基本规则不符。这些意见促使中国意识到，“入世”本身不仅具有政治意义和经济内容，还有法律面相。按照《WTO协定》第16条第4款的要求，WTO成员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