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洪绶《观音图》和《拈花仕女图》辨伪.docVIP

关于陈洪绶《观音图》和《拈花仕女图》辨伪 　　薛永年教授在所写《徐邦达与书画鉴定学》一文中将徐邦达先生在具体的鉴定实践过程中所用的方法概括为：形式比较与样板确立、笔墨形式与把握风格、目鉴与考定的结合。而这三个方面都与对作品风格的把握密切相关。徐邦达先生指出“比较形式”和“确立样板”是：“对书画工作鉴定来讲，主要是熟悉对象的艺术形式。……书画的艺术形式，个人有个人的特点以致(与他人一致的)共同点，认识了个人的特点以致它(蕴含)的共同点，就可以推广到一派的以及一个时代的特点。当我们逐一认识了那些一从一个人到一个时代的书画艺术形式的特点以及共同点之后，就算有了再认识的依据一在心目中有了‘样板’了。以后再碰到需要鉴别的东西时，就可以拿这些‘样板’来和他们比较。……但是‘样板’，还须在再次比较中予以检验。”徐邦达先生又根据艺术形式比较的需要和中国书画的特点，把“笔墨”特别是“笔法”确立为鉴定最最主要的依据，落实了把握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有效方式。同时，徐邦达先生还指出：“目鉴，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即—人或一时代的作品见得较多，有实物可比，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常常还需要结合文献资料考订一番，以补目鉴之不足，来帮助解决问题。”由徐邦达先生的鉴定方法可以看出，在鉴定的过程中对于作品的风格的把握是首位的。当作品风格无法形成鉴定的依据时再结合文献来进行鉴定。 　　本文对陈洪绶作品的鉴定便是主要以陈洪绶绘画风格的演变为鉴定依据。原因是目前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等地及很多私人收藏家手中保留有大量的陈洪绶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包括了陈洪绶各个时期的精品之作在内，可以提供陈洪绶绘画风格演变的有力依据。同时已有大量专家对陈洪绶的绘画作品进行了梳理与研究，其中大部分的作品真伪已经判定，有了可以参照的“样板”。如翁万戈在1997年所著《陈洪绶》(上中下)，便对大量存世的陈洪绶作品进行了详细的真伪鉴定与年代排序，且出版了陈洪绶的作品图录(绘画与书法)200多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以上这些条件都为从风格演变的角度来进行陈洪绶作品的辨伪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由于陈洪绶的一部分作品没有古代文献的著录，题跋简单，包含的信息较少，运用文献资料考订的方法有一定的困难，只能将风格分析作为辨别真伪的有效手段。 　　陈洪绶(1598—1652)，一名胥岸，字章侯，幼名莲子，号洪绶，又号小净名。明亡后字号僧悔、悔僧、云门僧、九品莲台主者、悔迟、老迟、弗迟等。为浙江诸暨人，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画家，尤以人物画造诣最高。2008年上海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南陈北崔”展览。其中展出两大博物馆所藏陈洪绶、崔子忠及陈洪绶传派作品共210件。笔者有幸观看此次展览。在此次展览中，展出的故宫博物院所藏陈洪绶《观音图轴》中的观音形象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拈花仕女图轴》中的仕女形象似乎与陈洪绶的人物画风格有所出入。在此笔者主要从风格对比的角度，通过陈洪绶的用线特点、书法特点，及仕女画风格的发展等三个方面对此两幅作品的真伪提出自己的浅见，敬请方家指正。 　　《观音图》，故宫博物院藏。绢本，设色，纵82厘米，横24.3厘米。自题：“西方圣人无遮教，豁来送佳儿，存心怜。怛，智慧花开聪明特达，囊从白衣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款署：“洪绶敬图团栾居”。钤“洪绶之印”白文印，“章侯氏”朱文印。鉴藏印：“布芗寓目”白文印，“老莲的笔”、“阿弥大佛弟子”朱文印。另一印不辨。(图1—1) 　　此画未有古代文献著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二十一册出版其黑白图录。《南陈北崔》出版彩色图录。 　　此图无年款，从自题内容中的“豁来送佳儿”及图像观音怀抱婴儿，可以判定此画应该是描绘的送子观音形象。《法华经·普门品》言：“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后文所说“囊从白衣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中，白衣观音是：“因观音菩萨常穿白衣，故名。亦称‘白衣大士’，又因常坐白莲中，而称‘白处观音’。‘白’表示明心之洁净。”从文中看此题将送子观音与白衣观音混谈。款署中所写“团栾居”，为陈洪绶诸暨老家枫桥之卧室名。虽然题跋中将“送子观音”与“白衣观音”混谈，但并不能否认此画为伪。 　　从刻画人物所用线条特点来看，(图1—2)此幅画人物衣纹线条多为方折用笔，人物造型与陈洪绶1625年至1635年期间的人物画风格特点相同。如约创作于1625年的版画《水浒叶子》(李一氓藏)中的人物孙二娘(图2—1)、萧让(图2-2)，约画于1633年的《山水人物图》轴(图3)(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中的男性，约画于1635年的《苏李泣别图》(图4)(景元斋藏)中的男性造型等。从题跋的书法风格比较，书法风格比较接近于创作于1628年的《水仙湖石图》(图5)(藏地不明)、1629年《自书诗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