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记忆深处中英街(下).docVIP

寻找记忆深处中英街(下) 　　中英街成为“购物天堂” 　　如果说，1979年深圳蛇口的第一声炮响拉开了中国经济特区建设序幕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街的“开闸解禁”，算得上是中国商贸业对外开放的悄然剪彩。 　　改革开放的政策犹如一缕和煦的春风，于无声处把封闭多年的边防禁区的大门吹开。在中英街这条狭小空间演绎着亘古未有的商贸繁荣的奇迹。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英街的店铺开始逐步增多，几乎一家挨着一家。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界一侧的门店已经发展到160多家，新界一侧的门店有50多家，中英街的店铺按其发展空间计算已经达到饱和。当时，除香港著名金店“谢瑞麟”和沙头角日用百货商店外，中英街华界还进驻了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五六家国有银行。 　　1979年以前，中英街的商店以国营为主体；随着发展，不少公司纷纷加盟中英街的商品零售业。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英街的经营方式开始多样化，一般实行集体承包。 　　1983～1984年，中英街开始有限制地向内地游客开放，游客因而逐渐增多。在沙头角中英街关外，当时还没有正规的停车场，车辆胡乱停放在一边。游客购买的商品主要是内地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如洗涤用品、方便面、味精、雨伞、丝袜、布料等。 　　按规定，凡进入中英街的游客不能“越界”到香港一侧的店铺购物。因此，开放初期，中英街呈现出“一边倒”的发展趋势。来自内地的购物人流基本上被控制在华界一侧的店铺购物，英界一侧的店铺相对冷清。由于购物人流不断增多，在巡警视线被人流遮挡的时候，也有不少人乘机跑到香港一侧的店铺购物，并迅速把购物袋丢回华界一侧，另有人站在华界一侧配合，抓起购物袋迅速离开。 　　为加强管理，当地公安部门曾在中英街大榕树上悬挂了一块木牌，木牌上面写着：“凡持特许证入镇内干部、职工一律不准越边界，如违反者，进行处罚”。木牌不大，朝向中英街入口方向。但长期遭受计划经济制约的内地购物大军，一旦进入中英街就进入了忘我的“疯狂购物”境界，根本顾不上街区上的“界碑”和警示牌。 　　1985～1990年，是中英街商贸业??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已不再限制游客到英界的香港商店购物。游客办证进入中英街也更容易，最多时一天就有近10万人涌入中英街。当时人们以购买服装、电子表、进口录音机、数码照相机、摄像机等产品为主，也有部分人开始购买黄金首饰。 　　沙头角进出口公司与日本八佰伴联营，在中英街合作开办的新佰伴商场为中方占51%股份，日方占49%股份，该公司在中英街的发展速度很快。当时的“新佰伴”是中英街上出名的超级商场，已采用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模式，硬件设施十分先进，开始使用电梯，采用闭路电视监控设备。 　　一条小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国营、集体、个体、合资、外资和股份制多种经营模式同处。人们在中英街这个“特区中的特区”上不断创造出商贸业的奇迹。 　　20世纪90年代，在香港回归之前，来中英街观光的游客出现了一种远望香港的热潮。随着手机的普及，不少人喜欢站在中英街界碑港方一侧给家人打电话：“妈妈，您好吗？我已经到香港啦。”说错了吗？没说错。在香港回归前，界碑的香港一侧仍为港英政府管辖。人们自发地站在中英街通向香港的岔路口，远望香港，这和喜欢在香港的商店里购物的心态一样，已成为国人对香港早日回到母亲怀抱的一种热切期盼。 　　中英街的建筑特色 　　晚清的碉楼、排屋和民国的骑楼、界碑构成了中英街最具特色的建筑群体。早在中英街形成之前，南迁的客家人就在东和墟建有3座碉楼，形成了碉楼与排屋相结合的建筑格局。其中有两座碉楼位于东和墟入口处。碉楼用三合土砌筑而成，由于它墙体厚实，封闭性很好，因此，在当时社会治安不太好的情况下，具有安全防护的作用。我们从一幅1949年美国《生活》杂志记者伯恩斯拍摄的照片中发现，在中英街7号界碑附近，华界的房屋后面仍露出半截碉楼，这证明解放初期中英街碉楼仍在。 　　排屋也是极为典型的中式建筑。吴氏客家人在海边的沙栏上构建了整齐的排屋，排屋在结构上讲究和谐对称，门前的巷道长20～30米、宽约2米；排屋墙身厚、屋梁高，其特点是“家家户户并排建屋，左邻右舍墙瓦相连”。排屋中心设有祠堂，前有风水鱼塘，中间有空旷的禾坪，非常贴近乡民的生活，体现了滨海客家人的建筑特色。 　　20世纪30年代，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中英街两边出现了建设骑楼的热潮。1930年，新界禾坑的商人李新昶在中英街华界4号界碑处建造了一段骑楼，这段骑楼具有典型的南洋建筑风格，骑楼的一、二层均设有连廊，女儿墙采用罗马柱装饰。李新昶在骑楼竣工后给这条街起名为“犹昶街”，并做了一块牌子挂在骑楼一侧。解放初，犹昶街骑楼和西侧新界新楼街兴建的骑楼连在一起，成为华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骑楼为中英街的发展增添了西方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