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作为项链枷锁.docVIP

弗里达作为项链枷锁 　　多刺的藤蔓和死亡的威胁在1940年卖给尼古拉斯·穆雷的《自画像》中又一次出现了。在这幅画中，藤蔓编织成了弗里达的荆棘项链，在她的脖子上刺出道道血痕。通过戴上这串耶稣的荆棘花环，弗里达再一次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受难者。在耶稣，荆棘是一种冠冕，它被那些意图羞辱他的人戴在了他的头顶上，本来只是为了对他的身心造成一定的伤害：“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马太福音》）但没有想到，和十字架一样，这反而成了耶稣的标志，成为了他的荣耀和见证。 　　弗里达在模仿受难的过程，但不是通过重现顶上的荣光，相反，她选择了更具有女性特征的颈项作为实验的场所。在她的第一幅自画像中，她???波提切利似的光滑纤细的颈项令人印象深刻。如今，她却开始破坏自己一手打造的美丽神话，颈部看来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心境，她会给自己戴上不同类型的“项链”——如果荆棘能够称之为项链的话。在1940年的另一幅《自画像》中，弗里达破天荒地头戴鲜艳的鲜花，天空中阴云如晦，整幅作品的主调子是阴冷的青绿色，这些鲜花不仅没有给弗里达带来某种欣悦的情绪，反而使她看上去多少有点滑稽可笑。荆棘、鲜花、背景上的植物将弗里达带人一个“世外桃源”，但她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脱。天空中层层的乌云似劲风在寒林里幽幽飘动，仿佛预示着一场暴雨的降临；几根光秃秃的枝条刺向天空，日复一日地与飞石、风沙和雪霜搏击，恰似弗里达人生的写照，而那些鲜花恐怕也难逃雨打风吹去的结局。尽管树林是弗里达描绘最多的场景，她似乎有一种遁世的冲动，抛弃了尘世间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到大自然中去寻觅她的真爱（比如猴子），但由于它们总是以一副形式主义的面孔出现，这些植物和她的项链是共谋的关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室外的牢笼。弗里达在这沉寂的世界里默默地承受着苦涩，她知道自己只要选择了一种植物一样的生活，她就要学会忍耐自然界的法则。生活是严峻的，而即使鲜花终将枯萎，弗里达的原则还是要恣意地开放，就算是昙花一现这也是一种美曾经存留于天地之间的一种形式。 　　也许是为了讨好里维拉，1929年（也就是她和里维拉结婚的那一年）的一幅《自画像》中，弗里达所戴的首饰带有浓重的墨西哥风味。这串珠子项链没有欧洲首饰常见的精致和细腻，以一种印第安人特有的粗犷，项链上的珠子很大，还算均匀（一般材质为石头），戴上这样的项链，似乎也给弗里达注入了更多的墨西哥血统。在此之前，弗里达所戴的项链还是欧洲传统风格的串珠项链，在他们的结婚照上，我们发现弗里达对于项链选择仍然没有脱离自己的欧洲背景。考虑到这个庄严时刻在弗里达一生中的重要性，弗里达对于每一件首饰的选择也必然是慎之又慎，精心挑选，而绝不会草率从之。那么，她所选定的项链必然代表了弗里达在这一时期所认同的项链模式。但弗里达变化得很快，在她1931年所画的《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中再次出现的则是1929年在《自画像》中所描绘的那种项链。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爱情的信物。当然，或许是为了美，抑或是因为这个日子对她而言太过重要，她给自己戴上了两串珠子项链（一串正中没有一个大的配件），这似乎代表着她的人生已经有了双重保障：爱情和艺术。从这串项链开始，弗里达逐渐摆脱了欧洲古典艺术的束缚，向着她所扎根的墨西哥传统文化寻求艺术的补养。印第安，这个神秘的民族在照耀着弗里达，她不再是1926年和家人合影时西装革履的那副假小子模样，她穿上了特旺纳服装，并以此为荣。只要和1930年她所画的《穿白裙子的女士画像》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弗里达的项链脱离了欧洲贵族的生活惯性（她们热衷的是细巧的金项链），向着更具地域色彩的生活习俗一路狂奔而去。 　　但这似乎并不能让弗里达感到彻底的安全。在1929年的《自画像》中，弗里达的头顶正飞过一架飞机。这既是渴望摆脱各种束缚，自由自在地飞翔的一种象征，又是某种危机的隐喻。在弗里达的两边，窗帘像剧场的幕布一样拉开，弗里达仿佛一位站在舞台上的演员，正视着她的观众，准备上演一出关于感情的戏剧。弗里达可能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某种不真实的感觉，她的自卑情绪让她怀疑自己能否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她的猜疑心和嫉妒心又占了上风，在婚后，她和里维拉的争吵导致了他们两度离婚。在当时，那个爱出风头的壁画家在国内拥有比弗里达高得多的知名度，喜欢招蜂引蝶是他的职业病，尽管他重得像头大象，但这并不妨碍他得到异性的青睐。而弗里达不过是个疾病缠身的灰姑娘而已（而且还给一个负心汉给抛弃了，这对她是不小的打击），她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资本不够丰厚，能和里维拉成就一段姻缘有时让弗里达本人都产生一阵晕眩，她怀疑这不过是一场梦，同时，她又希望他们的爱情能够天长地久（即使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