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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渐”到“西送”老子文化海外传播 　　摘 要：老子文化的海外传播迄今已经历了两个时期：“西渐”和“西送”。在第一时期的前两个阶段主要由西方人承担传主角色，带有不同程度的西方宗教、文化中心色彩，在第三个阶段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自信意识增强，老子文化逐渐进入了“西送”时期。参照孔子文化西传中出现的问题，借鉴拉斯韦尔的传播五要素理论，再加上老子文化自身的优势和对传播思想的阐释，建构与时俱进的系统化老子文化“西送”模式能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方法论上的参考。 　　关键词：西渐；西送；老子文化；文化产业化；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D41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2-0147-03 　　一、引 言 　　老子文化在传统的意义上一般是指由《老子》或《道德经》派生出来的道教文化和道家哲学思想等，但是近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也逐渐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内涵，既包含传统的定义与指称，还包含愈演愈烈的由老子的出生地、讲经处、出关经历等衍生出来的旅游文化、养生文化等。老子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西渐”时期和“西送”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但也都有其自身回避不了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老子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海外传播特征进行梳理与总结，剖析出其存在的问题，以期建构未来老子文化国际交流中的合理传播模式。 　　二、老子文化的“西渐”时期 　　“渐”一字的动词与副词意义都赋予了“西渐”中中国人的非主动性（非中国人赋予的主动性）与中国文化自身的主动性和延展性。因此“西渐”的施动者一般不是中国人，而是海外人士或者在华传教士，或者是“中学”本身。“中学西渐”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次高潮”[1]，而老子文化也在这三次高潮中呈现出不同的主题并彰显出自身的特色。 　　（一）老子文化传播的萌芽期 　　中学西渐的第一次高潮始自于16世纪末止于19世纪初。1592年范立本编的西班牙文版本的言论集《明心宝鉴》得到刊印，“标志着中学西渐的真正开始”[1]。随后几年内利玛窦和金尼格先后译出了拉丁文版本《四书》和《五经》推动了“西渐”的进程。但是老子??化在该阶段却是萌芽期：其一、与儒家文化相比老子文化只能算承担了边缘与陪衬的角色。欧洲启蒙主义思潮的涌动促使传教士来东方寻求在政治、宗教中的启蒙理性，企图证明基督教思想的合法性。由此，“孔子逐渐获得了名声与美誉。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声和思想来推进他们各自的主张。[2]”相应的，老子只是隐学因为首部完整的《老子》西文译本在18世纪中叶才出现，且为无名氏所译。其二，该时期的老子文化形象主要是负面的，比如利玛窦说老子从来未建立什么教派，道教的书籍根本就是“胡言乱语”[3]，至于随后衍生出的占卜、咒语、长生术、炼丹术等行为与仪式也是与这些胡言乱语连在一起的。 　　（二）老子文化传播的发展期 　　西方19世纪末出现的帝国主义思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促成了第二次“中学西渐”的高潮。该时期的前一个阶段侵略者几乎成为中国文化的言说者。但是一战的创伤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了东方哲人的智慧。大量中国古典著作经过顾赛芬、翟理斯、葛兰言、卫礼贤、罗素等人的译介与传播进入欧美诸国，法国、英国、德国等相继成立了汉学研究机构，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也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通的时尚”[1]。 　　尽管有梁启超等人对中国文化的宣传，该时期的传播者主体仍是西方人，而且西渐理念的要核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这一阶段《老子》的译本越来越多，出现了20本左右的英文版译本。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老子》存在着思想的偏见，比如英国译者Balfour、Parder等。更为突出的是，许多译者比如Straus、Giles等把道家思想等同于西方的接受神学、神秘主义、超验主义、逻各斯等。这些看似异质文化信息的干扰，实质上已勾勒出了他们“西方文化中心”偏执思维。 　　（三）老子文化传播的繁荣期 　　随着二战的结束，欧美中国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港台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对新儒学思想的推崇，“西渐”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两次世界战争的危害再加上环境问题的凸显，使得西方国家人们对科学作为社会发展核心力量的理念产生了质疑，他们开始向外寻找哲学支撑。正如成中英所述，“西方人在发现自己的哲学发生了内在的困难和矛盾的时候，往往都是中国哲学给它一个适当的调和”[4]。而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儒家的仁义礼智思想恰好都不同程度上做了调和剂。 　　这个阶段的主要传播者涵盖了更多的汉学研究者，而且英美两国逐渐成为西渐的重镇，主要特征呈现为对现代化理念的批判与反思。该阶段的老子文化也显现出了以下一些特征：其一，“更加突出归原文本的客观性”[5]。译介者开始在更多的注本中探索《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