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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是赞叹工具,不是批判利器 　　 　　时隔30年，台湾摄影师阮义忠还记得那次在台东马兰郊区拍摄的经历。 　　那天烈日当头，一位老农站在水渠中洗澡，一头牛拴在路边的桥头。多么难得的画面！阮义忠想把这一幕拍下来，便慢慢走过去，和老农搭讪，获邀后，他卷起裤脚下水，装模作样地洗手洗脸，满心却在想如何说服对方同意拍照。 　　后来他什么也没说，只在取毛巾时特意将相机拿出，放在显眼处，再缓缓举在胸前，让老农有拒绝的机会。老农倒是镇定自若，只用双手轻掩“重要部位”。快门“咔嚓”一响，阮义忠一头冷汗，如同告解的罪人等待发落。谁知老农竟向他鞠躬，说了声：“真多谢！” 　　“他永远是我的老师。”直至今天，阮义忠还记得当年的震动，“他教会我书本上学不到的智慧：做人本分，做事实在，知足，感恩……我何其有幸！” 　　秉承着从老农那里得到的智慧，阮义忠一步一步在摄影领域做了许多事情：30年来，他拍摄了大量以台湾传统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照片，出版影集《北埔》《八尺门》《台北谣言》《四季》《告别二十世纪》《人与土地》等；1980年代陆续撰写《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将西方摄影引介至华语世界，尤其对当时信息匮乏的大陆摄影界影响巨大；1990年至2000年主办《摄影家》中英双语杂志，影响力及于欧美。 　　2012年2月，他的新书《人与土地》出版，将当年同名画册中的照片一一配文，与更多人分享影像背后的故事和因缘。在序言中，阮义忠写道：“我在拍照时，最想留住的正是人性的美好：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这些价值在今天还留下多少？” 　　日前，《望东方周刊》采访了正在北京参加相关活动的阮义忠先生。 　　相机是赞叹的工具 　　乡间孩童的开怀玩耍、农人们的辛勤劳动、拜佛敬神的虔诚信仰、老人家的沧桑智慧，构成《人与土地》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乡土社会中朴实纯良的风景与民情： 　　南投鱼池乡的头灶村，农民们赶着坏天气来临之前栽秧。午餐摊在田埂上，足足五菜一汤，田主一直等到所有帮忙干??的村民都吃饱了，自己才进食； 　　渔乡大丰收的时候，渔人们会赶紧敲锣吹螺，希望镇上的人都听到。只要赶来投入拔河队伍，双手拿得动的鱼都算自个儿的…… 　　“我喜欢拍真挚、美善的事物，假的、恶的、丑的，我就不拍。无论到哪里，我都努力去发现那里的好，不愿意揭伤疤。”阮义忠说。对于那些假、恶、丑，或者让人感到不公、愤恨的事情，他总是抬不起相机，宁可一走了之。 　　他的作品打动了不少人，但也有批评家认为这是仅停于感动层面的“滥情主义”，说他美化了充满社会问题的原住民村落，说他对农村与都市，有着过于简单的善恶二元判断。他不以为意，娓娓写道：“证严法师说：‘道德是提升自我的明灯，不是鞭打别人的鞭子。’对我来说，相机是赞叹的工具，不是批判的利器。” 　　他自称从来不与台湾摄影圈子打交道，摄影道路、理念都自成一路，属于独特的个人经验。 　　台湾摄影在早期的几位大师如郎静山、张才、郑桑溪之后，进入相对贫瘠和空白的时代。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中期，资讯闭塞。与之相应的，60年代的西方现代思潮、70年代的回归乡土呐喊、80年代“解严”后的解放、90年代岛内逐渐兴起的“统独之争”与族群矛盾，也都给文艺创作者们以影响和挑战。 　　但在出生于1950年的阮义忠身上，似乎看不到什么痕迹。他始终将镜头对准那些恒定不变的价值与可贵的人性，用英国摄影师布莱恩.坎贝尔对他的评论来说，他的照片“有一种永不妥协的尊严和正直”。 　　从土地逃离又回归 　　很难想象这么热爱土地的人，早年间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土地。 　　阮义忠出生在台湾宜兰县，家里世代都是木匠，有几分在河堤附近的薄田。孩童时期，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跟兄弟姐妹去田里捡石头，扔出去，等下次大水把石头冲回来之后再重复一次。“就像西西弗斯。我那时厌恶透了这种生活，一心想离开土地，做个知识分子。” 　　祖父擅长神案雕花，家里放着各式图样，由此引发了阮义忠绘画的兴趣。初中二年级时，他曾花一整年画了三本连环漫画书，向台北出版社投稿。当然未中。所幸后来得到高中美术老师的鼓励，他画了许多钢笔画，参加各种比赛，同时拼命读书，读了小镇上几乎所有能找到的读物，连罗素的《数理哲学》都不放过。 　　这些积累打下很好的基础，高中一毕业，自知考不上大学的他前往台北求职，很快受到诗人痖弦的赏识，留他在其主编的《幼狮文艺》绘制插图。《幼狮文艺》当时在台湾所有大学、中学每个班级必须订阅，堪称当时台湾最普及的文学杂志。阮义忠因此迅速成名。 　　“太早成名使我变得目空一切，以为这全是因为自己才高八斗，完全不知道其实与时代背景相关。”如今回首往事，他认为痖弦“是我生命中第一个贵人”，并遗憾自己从未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