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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最“富有”“穷人经济学家”

蔡昉最“富有”“穷人经济学家”   他,被称为“穷人经济学家”,却很“富有”;   他,情系三农,却竭力反对农业保护政策;   他,曾经最大的愿望是当产业工人,却最终成为国家农业经济和就业问题智囊团成员……   他就是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十八大代表蔡昉。   一个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参谋部,蔡昉接受了笔者的专访。采访结束之时,一束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让人感受到缕缕春天的气息。   “文革”知青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   1956年,蔡昉出生在北京。“小学有拉练、学农。我在农村上过高小一年,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郊区顺义插队过三年。”蔡昉说自己与农村结缘比较早。“文革”中,蔡昉的父亲在山西某镇中学教书。在小学的最后一年,蔡昉被送到了那里。他的同学大部分是农家子弟,在与同学的亲密接触中,他开始参与到农村生活中,割兔草、刨秸秆,每日放学后邀上三两知己,一起到很远的野地里割草,很有些云游四海、交游天下的感觉。   儿时的蔡昉从来都没有想过今后会成为一名学者,中学一毕业他就被派去插队。那时的蔡昉,惟一想的就是能够招工回城,最大的愿望是能当产业工人。   大城市的孩子初到农村,什么都不懂。蔡昉清晰地记得,一天他在田里看到一个玩伴赶着驴车得意洋洋地从同学们面前经过。于是蔡昉问周围的人,那是他家的驴?没想到引来哄然大笑。笑过后,有人告诉他:“那是生产队的驴,家里是不可能有驴的。”或许,这时的蔡昉有了关于所有制的第一个概念。   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当时参加高考报名的人很多,人潮不断地涌来涌去。看着报名处门口排起的长队,蔡昉心中不禁有些忐忑。这么多的考生,自己能够考上吗?   回到家里,在填写报考志愿时,蔡昉颇为踌躇。就自己本人的特长和爱好而言,应当报考大学的中文系。但是,当时全国上下充满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宣传,每一个有志青年无不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贡献一份力量。蔡昉起初也认为,学习自然科学,??业后当个工程师,可以用技术直接为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而学习社会科学,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贡献则是间接的,不那么直接。   经过认真思索、反复权衡自身,蔡昉最终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他说,之所以选择农业经济系,一是因为自己有些农村生活经验;二是征询了父母、亲友及老师的意见后,知道报考文科不能抱着中文、历史不放,因为今后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出于种种原因,蔡昉选择了农业经济学,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就“上了这条船”。   紧张的高考复习开始了。为了解决没有课本、缺乏复习资料的问题,蔡昉找到昔日的高中老师和同学一起收集。常常是一个人拿到某科的复习资料,就用复写纸复写几份,分给众人,资源共享。回忆当时的情景,蔡昉说:“大家拿到手就背,回过头看,也有不少笑话。”   12月,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高考到来了,蔡昉作为570万考生的一员走进高考考场。而高考以后,又是一段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焦虑不安的日子。终于有一天,正在午休的蔡昉突然听到门外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急忙起床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录取通知书到了,得知自己即将成为“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蔡昉泪眼朦胧,“当时的感觉真像是接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   从“生吞活剥”到“行万里路”   和所有步入大学殿堂的知青一样,蔡昉大学期间的学习十分认真、刻苦。尽管那时候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教学,但蔡昉仍然受益颇丰,因为那时人民大学有堪称当时最出色的经济学教师的于学儒、周志祥等,学校还经常请名人来做报告带来一次次思想解放的高潮。   蔡昉大学期间的学习一开始并没有目标,“兴之所至,生吞活剥”。后来,他对自己的专业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于是阅读了大量的农业经济学期刊和论文,接触了有关的争论,开始自觉地研究探索一系列农村经济问题。蔡昉认为,读书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读书,即读书人没有任何功利目标,仅仅是为了获取智力上的满足而徜徉于文山书海之中;另一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阅读活动,譬如为了了解某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而查阅文献等。读书应该是阅读行为与思考行为的结合,蔡昉说他一段文字读下来,有时会在案头积累起一大堆相关的参考资料。   蔡昉认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读书是提高基本素质的手段之一,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还必须结合实地调查来相互印证。“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既是彼此补充的,又是相互等价的。   当时,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二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和农业产量的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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