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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若虚诗学理论批判性 　　摘 要： 王若虚的《滹南诗话》是金代诗话之典范之作，其“典实”的立场，“真”的诗歌批评标准，“意为主，词语为次”的创作要求，“形似与神似统一”的艺术境界，“尊苏抑黄”的品评态度，往往纲举目张，谨细务实，折射出智慧的光芒，具有很强的批判性。 　　关键词： 王若虚 诗学理论 批判性 　　王若虚（公元1177—1246年），金代文学家，河北藳城人，字从之，号慵夫，入元后自称滹南遗老。金章宗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进士，累官刺史，著作郎，翰林直学士。曾出使西夏，金亡不仕。王氏能言善辩、狂放不羁，爱憎分明，滑稽多智，又雅重自持，谋事详审，有济世之志和济世之才，但由于“投闲置散”，在政治上虽有惠政，仍多受排挤。其成就主要在文学批评和经史考据方面，博硕富膽，典实持重，有《滹南诗话》（上中下）三卷，《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 　　王若虚是金代的重要学者，精于经、史、文学，独步一时。元初文学家李冶在《〈滹南遗老集〉序》中指出：“今百余年，鸿生硕儒，前后踵相接。考其撰著，訇磕彪炳，今文古文，无代无之，唯于议论之学，殆为阙如……滹南先生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其学术论著部分，辩难驳疑，不落窠臼，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多有批评订正。 　　王若虚是金代杰出的诗学理论家，主要体现在《滹南诗话》、《文辨》和论诗诗中。《滹南诗话》是金代诗话中之典范之作，其“典实”的立场；“真”的诗歌批评标准；“意为主，词语为次”的创作要求；“形似与神似统一”的艺术境界；“尊苏抑黄”的品评态度，往往纲举目张，谨细务实，折射出智慧的光芒，具有很强的批判性、独特性。王若虚诗学理论在整个中国诗学理论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典实” 　　王若虚的《文辨》、《滹南诗话》专门论文论诗，虽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却从始至终，观点鲜明，有不少独到见解。论文主张典实，提倡辞达理顺，论诗提倡晓畅自然的风格，主张写“哀乐之真”，反对模拟雕琢，推崇白居易、苏轼。他的观点???中反映在其《诗话》﹑《文辨》著述中。他反对文章一味追求古意，认为“古今互有短长”，“文章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他对文体的看法是“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他主张著文，“惟史书﹑实录﹑制诰﹑王言，绝不可失体”，“其他皆得自由”。他认为诗的创作关键在于皆出于自得，反对“苦无义理，徒费雕镌”之作。 　　王若虚的文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在金代文坛上，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李之纯、雷希颜、李天英、赵衍等人，都推尊晚唐的卢仝、李贺和北宋的黄庭坚，忽视内容而追求字句的奇险新巧，在不同程度上走向形式主义，赵秉文、周昂、王若虚、元好问等则与之对抗。在金代文坛上，有些作家竞靡夸多、追奇逐险的倾向比较突出。王若虚以理论家的器识和胆略，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论争。在文学和生活关系的看法上，王若虚主张写“真”去“伪”，反映客观现实，以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诗话》上），“文章唯求真是而已”（《文辨》一）。有鉴于此，像罗可的咏雪之作“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他就直以“假雪”斥之（《诗话》中）。王若虚对苏轼的“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叙》）和“有为而作”（《凫绎先生文集叙》）等主张推崇备至。对主张“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的白居易诗作，则认为“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诗话》上），“妙理宜入人肺肝”（《论诗》）。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王若虚同意周昂的主张：“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诗话》上）“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文辨》四）把思想内容放在突出的地位，强调“辞达理顺”（《诗话》下）、“浑然天成”(《诗话》中)，对于“不求是而求奇”(《诗话》中)、“不求当而求新”(《诗话》下)的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指出：“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文辨》四）但是，形式主义的影响在王若虚身上也偶尔有所流露，比如他对司马迁的评价就失之偏颇，他曾说：“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文辨》一）又说：“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同前）从而暴露了他的理论的不彻底性。 　　《滹南诗话》始终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反对形式主义。金代诗坛沿袭北宋遗风，推崇李贺、卢仝，追随黄山谷，忽视内容而追求字句的奇险新巧，在不同程度上走向形式主义。王若虚与这种尚奇崛失自然的形式主义诗风作了坚决的斗争。他和金朝学者李屏山的对抗便是明证。“李屏山杯酒间谈辩锋起，时人莫能抗。从之能以三数语窒之，使噤不得语”（元好问，《中州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