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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与文学史转型 　　20世纪90年代兴起“国学热”以来，很多民国学人的旧籍得以重新出版，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这部曾开风气的文学史著作也不例外。此书最早由无锡国专学生会于1932年12月集资排印，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1934年、1935年连续再版，1936年9月又出版增订本。之后，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寂，于1985年由岳麓书社根据1936年增订版，改直行繁体为横排简体，重新出版。但印数并不多，只有区区5000册。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钱基博的了解也许要从“钱钟书的父亲”这一称呼开始，从杨绛的散文中进入。但是自从1996年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以《钱基博卷》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人们对钱基博以及他的文学史著述的兴趣有增无减。 　　据粗略地检索统计，近10年间重印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的就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学基础文库”版（2004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社版（2007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2007年9月）、东方出版社版（2008年1月）、江苏文艺出版社版（2008年1月）、岳麓书社版（2010年8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2011年5月）、商务印书馆版（2011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2011年11月）等。这样一本对当下中文系硕士生博士生而言都堪称“艰深”的文学史著，能获得如此众多出版机构的青睐绝非偶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钱基博的文学史写作在现代学术转型中有其独特意义。 　　“文学史”从西方的传入，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关于“文学”的观念。这种改变，使得在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中，文学史的写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在进入文学史写作之前，先要花上一番笔墨来讨论什么是“文学”。 　　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一书中指出：“20世纪初，‘文学’一科由学科初建到发展成熟，其间有过因学科性质不甚清楚，学术界限不甚稳定而兼容并包的一个时期，……若以近代西方文化及教育制度的传入为界，则在先后代表了两种互相差异的学科观念：当文学作为英语Literature的译名出现时，作为它背景的，是途径日本辗转而来的那一套西方学术思想体系及其中的分科观念。”（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2002，P6） 　　随着学科分类体系的日渐靠拢西方，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逐渐发生倾斜。戴燕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在“广义”和“狭义”的文学概念区分下，“实际上隐含了动摇旧的文学观念的某种力量，并且等于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预埋下了两条路线，而由于历史的机缘，其中的一条路线又将借助着旧的文学观念被颠覆的势头，由隐而显，拓宽其途，成为今后几十年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唯一‘正道’”。 　　所谓“历史的机缘”，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欧洲浪漫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文学与情感之间的关系由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文学史著作的编写，也追逐着时尚的理论，从传统的文学观念里脱壳而出，越来越突出情感的主线。因此，对“文学”的理解，渐渐以狭义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强调有别于哲学、历史、政治等的“纯文学”。这个过程，是对“文学”观念的理解由中向西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传统的“文史之学”向现代的“文学史”转型的过程。 　　而当以狭义的文学观念为基础的文学史写作成为正统的时候，当初那另一条基于广义“文学”观念的文学史写作的可能路线就被牺牲掉了。当学术界在20世纪末反思本世纪文学史写作的是非、功过与得失时，其价值才得到凸显。而钱基博的文学史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彰显出独特的价值，也因此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关注。 　　钱基博的学问基础，奠基于江南根底深厚的家学传统。他一生以教书为业，讲授国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既有圣约翰、华中这样的教会大学和清华这样的美式学校，也有无锡国专这样典型的传统书院式国学院校。因此，在国民意识与人文教育方面，钱基博有其引人注目的独特性。而联系其国民意识与教育理念的形成，来考察和梳理其学术著述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转型的特殊角度———传统的“文史之学”，在现代高等教育系统中，是如何向“文学史”转变的。 　　钱基博冠以“文学史”之名的著述有两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出版时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而《中国文学史》则是成书于抗战时期，而且《中国文学史》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完成。所以，真正代表钱基博的文学观念形成以及文学史写作创新之处的，当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 　　本书所谓“现代”，是指清末民初至1930年之间。作者曾自言此书写作经过，从“搜讨旧献，旁罗新闻，草创此编，始民国六年。”（《现代中国文学史》跋语）当时钱基博任教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授国文和读经。当时，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尚处于草创时期，而所谓“现代中国文学史”，更是得未曾有。钱基博于此时起即留意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