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 在远逝岁月中反观历史.docVIP

铁凝 在远逝岁月中反观历史 铁凝的文字与她的知青经历联系在一起，那是她自己内心感动的生活经验提炼出的作品，是与生命的体验感动相融合的文字“我第一次在村里过生日是十八岁。那天有一场秋雨。队长钻进玉米地给我劈了俩要命甜棒；几个半大姑娘每人送我一只麦秸秆编成的戒指。戒指套上我打满血泡的手指，我竟然还有点心跳。晚上我赶紧就着柴油灯把这一切写进家信。那时候我又热情又虚荣。又一个生日，房子漏雨，我开始怨天怨地……如今一切都成了过去。可近在眼前的，却总是那些个“过去”。经过冷静之后的热情才是真正的热情吧。我感谢冀中平原那密密实实的青纱帐，它把我领进生活，教会我永远喜悦人生。”如上这段文字出自铁凝为自己的小说《村路带我回家》写的前言中。小说写于1984年，发表在当年的《长城》杂志上。该小说后来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这部小说，同时入选1984年出版的《知青小说选》，在其中，每一位被选的作者都在其作品前写有一段题头话。铁凝写下了如上这段文字。曾经担任《知青小说选》编辑并在此后撰写《作家铁凝》的文艺理论家、作家贺绍俊将铁凝与其他几位入选《知青小说选》的作者，如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张承志等的题头前言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这些作家都是将知识青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内容进行思考的。因此，他们几乎都是采取鲜明的知青主体视角，站在知青立场上，去反观农村、反观人生、反观历史。而铁凝则没有这种强烈的知青情结，在她的思考过程中，知青生活是融在整个农村生活之中的，她不会去把二者剥离开来。这部小说当时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倒是很多年后，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赵园敏锐地发现了乔叶叶这个人物的思想价值。她称《村路带我回家》是“写知青历史的上乘之作”。她说：“《村路带我回家》写乔叶叶留在东高庄，在已无须‘扎根’的时候扎根，那想法正因简朴到极点而动人。小说由写政治化的知青生活着笔，却写出一个‘化外之人’因懵懂天真而保有了天性自然。”放弃两次机会，在农村生活“到那儿去，接触到的也就是十七八岁、二十岁左右的乡村女孩子，从城市里来到乡村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觉得首先是这些女孩子接纳了我，我想非要刨这个根的话，这可能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这些女孩子接纳了我。你说乡村是什么，是一片土地接纳了你吗，你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什么接纳了你，什么使你在那儿还有快乐。本来我们也是小孩嘛，那时候正因为有了她们，我觉得不那么陌生了，你的温暖、暖意从哪儿来的，你的那种相对的踏实感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就是从这些女孩子身上来的。”（见铁凝、王尧对话：《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载《当代作家评论》二○○三年第六期）。铁凝在她的散文中多次提到过当年在乡下的一位农村姑娘素英。她忘不了她在乡下过生日时，“农村的女友捧着我的手把麦秆编成的戒指套上我的手指”，当然她更忘不了，那时她的手上因为劳动打了十二个血泡，看到这些血泡，“一个名叫素英的农村女友捧着我的手哭起来”。铁凝一再地提到素英的哭，这是一种怜惜的哭，也是一种理解的哭，热泪中传出的是农民的、女性的善良。这份良善，温暖，一直荡漾在铁凝的文字中。1975年，铁凝高中毕业，未满17岁的她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当时还是“文革”期间，还没有恢复正常的高考，高中毕业后主要是下乡当知识青年，但根据政策规定，两个子女的家庭可以让一个子女留城，铁凝的妹妹还小，父母显然希望铁凝能够留下来。而且此时铁凝还有更好的去向：通过她家一名在部队的亲戚的努力，第二炮兵文工团决定招她当文艺兵。在那个年代，当一名文艺兵正是年轻女性最羡慕的职业。此前，铁凝学过芭蕾舞，有美妙的舞姿，在父母以及周围的朋友眼中，当文艺兵是最好的选择。但是，铁凝在家中突然宣布了她的重要决定，她要到农村去，当一名知识青年。贺绍俊如是分析：是铁凝对文学的自信，使她自主地选择了一条她自认为能够通往文学的道路。“她做出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她当作家的梦。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不能理解，为什么当作家就必须选择到农村去当知识青年。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人们能够接受到的文艺理论只有一种被认定为唯一正确的、非常政治化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艺理论突出强调了深入生活，强调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在此前一年，在她父亲的引荐下，她见到了作家徐光耀，《小兵张嘎》的作者。在徐光耀这里，铁凝的写作才能得到了鼓励，或许，正是由于此，坚定了铁凝要当作家的梦想。“铁凝在那个年代，无论是从社会上，还是在学校里，无疑已经灌输了足够多的关于深入生活之类的教诲。十几岁的铁凝自然而然地会把作家与深入生活连在一起，她以为，要当作家就必须深入生活，而生活在哪里，她不知道自己每天就在生活之中，她认为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叫生活。在她的印象中，那些大作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给了她鼓励的徐光耀就是来自农村的作家。”贺绍俊写道。在下乡与当文艺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