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音乐中“生命体验”构筑与表达.docVIP

魏晋文人音乐中“生命体验”构筑与表达 　　在中国古代文人两千多年的实践活动中，曾有大量音乐成分的介入。其中，观念做为音乐形式与行为的“引渡者”，沉潜于实践过程的始终，酝酿出充满感性活力与文人气质的生命体验。李泽厚注意到了士大夫、伦理政教与主体情感三者的微妙关系，指出尽管“士大夫知识分子都经常是伦理政教的积极支持者、拥护者，大都赞成或主张诗文载道，但社会生活的发展，使传统的伦理政教毕竟管不住情感的要求和变异”，于是，与“‘载道’关系较远的艺术形式便成了政教伦理所鞭长莫及而能满足情感愉悦的新的安乐处了”。这一判断恰好与文人的音乐活动互为佐证。由于发自生命深处的情感牵引，往往促使其游离于儒家思想对音乐话语权的掌控，面对真实生动的音乐事象，政教鼓吹与心灵体验的内在冲突，在文人的心路历程上从未真正平静过。 　　一、“生命体验”是中国艺术呈现方式的依托 　　“生命体验”作为人类生活中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灵感受，它不同于一般的感性经验，而是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超越性的直接觉知，是人在特定境遇下，将个体生命意识直接呈现于自身，从而完成对自我存在价值的体认与感悟。 　　中国哲学一向被认为是关于人生的学问或是生命哲学，通过体认内在生命，来把握自身存在与外在世界的生机与契机。牟宗三把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归结为“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周易》、《老子》、《庄子》等，核心都是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生命”问题展开的。《周易》明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孔颖达《周易正义》云：“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为了展现宇宙无所不在的生命联系，人们侧重于从过程中看生命，正是这种对生命的体认，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使得主体的身心在实践活动中，转局促为高旷，化狭隘为圆融，从而与宇宙合一，与自然合一。阴阳、五行、四时、易卦系统、干支等都是生命观念的重要体现，先秦时期的这些熟用语逐步上升为概括宇宙生命普遍特点的重要哲学范畴。 　　以“心灵”与“生命”点化???成的生命的境界，不仅是中国哲学、中国美学的价值所在，也是中国艺术审美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朱良志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中谈到，天地、自然和人都以生命为其根本特点，这是中国文化长期演化的结果，直接根源是早期社会对生命的崇拜一以生命为天地万物之本性就是理性自觉的产物。古人通过神话、诗歌、音乐、绘画体味人生，成就至高的哲学智慧，艺术精神和审美态度成为中国哲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必然会延伸到艺术之中，甚至于在艺术之中才能最充分地体现这种生命精神。” 　　中国艺术与生命的一系列问题，滥觞于远古，成熟于老庄自然哲学生命观体系的确立。就中国文人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个体的生命体验与生命超越，同社会群体、国家权力、政教伦理之间最有力的交锋是在魏晋。借宗白华先生的话以蔽之：“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正是这一段个体生命意识自觉的时期，由于庄学、玄学的合力激荡，士子文人迸发出强烈的生命情绪，纷纷探求对生命本体的认识，重溯朴素自然的生命观。与此同时，音乐文化中生命情绪的渗入，也达到了空前的浓度，成为培育魏晋音乐精神的重要酵素。 　　魏晋之间，庄学极盛，世间风俗大移。崔误、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等人接踵为《庄子》作注。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思想、文学、诗歌、音乐、绘画，都与《庄子》结下了渊源关系，何晏、曹植、左思、阮籍、嵇康、陶渊明、王羲之、谢安等，无一不受浸淫。庄子艺术精神对此时期的文艺影响力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其中，“游心”哲学与“言意之辨”对文人的音乐观念影响尤深。 　　二、无言而心悦：庄子哲学中的生命体验 　　（一）关于“游心” 　　早在先秦，古人已提出了一个特有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游”。作为美学命题，“游”始见于《论语》，根基奠定于《庄子》。 　　“游”是一项极富个体性的心灵活动，在庄子哲学中构成了核心范畴，指的是主体的精神通过一种超功利、无目的、非思辨的方式，体验自由快适之感，获得心灵的逍遥。庄子把精神的自由解放，以一个“游”字加以象征，“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游》第一篇便是人类精神无限的游度，也成为后来艺术审美理想的逻辑前提。 　　“游”更多与“心”连用，如“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人间世》），“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应帝王》），“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德充符》）。庄子认为，人应超越对物质的认知，超越对于外物的功利满足，将精神慰藉的愉快视为崇高之美。在《田子方》篇，庄子假托老聃向孔子谈了一番“游心于物之初”的道理：“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