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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道与玉器时代齐家古国 　　2005～2009年间，我先后五次踏上甘肃大地，醉心探讨华夏文明寻根的学术问题，并在2008年写出一本小书《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试图从玉文化的相似性，说明4000年前的齐家古国与中原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几年来，一直魂牵梦绕的未解难题是：地处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和中原文明发生交往联系的路线为何？4000年前先民通过怎样的地理途径，跨越陇山和关中地区的千里阻隔，与洛阳一带的中原二里头文化建立关联的？ 　　当时，只是关注经过河西走廊一带向中原传播输送的物质文化因素，如小麦、黄金、家马和马车等，对齐家玉器起源的外来影响因素估计不足。学界目前的看法是，齐家文化的前身马家窑文化并没有玉礼器生产的传统，应该是接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才有齐家玉器的规模性生产和使用情况。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根据史前玉器下料切割的技术分析，认为片切割技术是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起源，经过中原龙山文化和陕北的石峁文化，逐步传播到西北的齐家文化的。换言之，史前玉礼器文化及其加工技术是自东向西传播的。 　　与此相对，还存在一条反向的文化传播之路，即中原玉文化建构所需玉料资源自西向东的传播。考古发掘表明，中原地区缺少玉矿资源，中原地区以南的河南南阳地区虽有独山玉矿，远古时却很少为中原文明玉礼器生产所使用。从二里头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玉器标本看，只有一两件玉器能够确认是用独山玉制作的。受到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使得距今7000～5000年前中原地区影响力最广大的仰韶文化都不能像同时期或稍晚的中原以外文化——如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发展出规模性的玉礼器生产传统。迄今见到的仰韶文化玉器大都属于玉制的工具或小件装饰品等。直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临汾下靳村和芮城坡头村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大件组合性玉礼器体系，方才第一次登场中原地区。随后又有更加成熟多样的玉礼器体系出现在中原腹地——距今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玉器，使得50多公分长的大玉璋和60多公分长的大玉刀首次在中原的国家政权所在地登场，并通过二里头文化的承上启下作用，建构出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玉礼器传统。 　　二里头玉器生产的玉料来源是怎样的？专门研究二里头玉器的学位论文《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认为：“二里头遗址附近并无玉矿，制作玉器的玉料需从远处输进。”但是，究竟从何处输进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玉器的材料来源，以及临汾下靳村墓地和芮城县坡头村墓地的玉器材料来源。有一点大致能够推测的：五六十公分以上的玉礼器制作需要耗费相当大体积的优质玉料，目前看来，惟有甘青地区出产此类玉料的可能性最大。1974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梯形四孔玉刀，长54厘米；2002年，青海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三孔大玉刀，虽已残缺，仍有33厘米长，推测全长达66厘米。这表明甘青地区出产的所谓“祁连玉”材料，真正具有供应大件玉礼器生产的充足条件。如果从鉴玉的感觉经验看，二里头和陶寺玉器（包括下靳和芮城的史前玉器）原料，从色泽和纹理特点上确实近似祁连玉。 　　陶寺遗址的发掘者之一、考古学者高炜分析指出：陶寺遗址墓地已发掘的1309座墓中，共发现有随葬玉石器的墓200多座，各类玉石器800多件。据中国地质科学院闻广教授做的矿物学鉴定，其中真玉（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有98件，占比不到1/10；半玉和假玉（似玉美石）439件，约占半数，包括大理石、蛇纹石、滑石、白云母，石英岩、绿松石等。从玉料来源看，环顾晋南地区及黄河中游地区，迄今未见出产软玉的报道。关中的蓝田玉是蛇纹大理石，南阳独山玉是黝帘石化的钙长石。陶寺用玉的产地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中原玉礼器生产的原材料来源悬而未决，但是有关中原玉礼器形制的和攻玉技术的来龙去脉却有较为明确的文化传播论观点：来自山东大汶口文化和东南方的良渚文化，在玉礼器器形上影响到陕西关中的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齐家文化。高炜的判断是，在可判明的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有钺，但迄今未发现璧、琮。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玉璧大量出现并用于随葬；琮的出现，是陶寺文化晚期（公元前2300年以后）的事，尚无明确证据能再提前。 　　考古发现还表明，逾往西，璧、琮的出现时间逾迟。华县梓里的两个碳14数据高精度校正年代分别是公元前2335～前2044年和公元前2011～前1794年，从而可知该遗址璧、琮的时代同陶寺晚期相当。临潼康家遗址出土的玉璧也大致同时。宝鸡石咀头东区M2出土的残璧，从共存的单把鬲、双耳或三耳陶罐看，应与陶寺文化最晚阶段的遗存或齐家文化的年代相当。神木石峁玉器的年代，如前所述，约在公元前2000年或更晚些。至于甘肃永靖秦魏家、武威皇娘娘台和青海柳湾齐家文化中钺和璧（以石璧为多）大致应属于公元前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