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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20世纪前半叶，许多中国学者学贯中西，总结、清理自己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成果，写出了许多中国哲学史论文专著，使得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论著远多于以中国思想史命名的论著。但也出现了一种共同的偏向，这就是把中国的学术思想削足适履地套入西方学术思想的构架之中，以至于观念层面的概念、范畴的释义，也是以西方的内涵为内涵，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特别是以西方学科分化对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整理和分类，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肢解，使中国思想文化面目全非，精义尽失。因此，所谓的“中国哲学”必然在合法性上产生危机。其实，早在一百年前，梁启超面对西学东渐，西风强劲而中国思想学术衰颓之势，就曾提出批评：“今世所称好学深思之士，有两种：一则徒为本国思想学术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一则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5页）这两种倾向在今天仍然存在。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受苏联学术影响甚大，思想史研究大致仍在“哲学”笼罩之下，较长时间以来思想史研究者多出于哲学系，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哲学史与思想史界限模糊了，以至于同一部书在出版过程中既可以称为《中国哲学简史》，又可以在再版时改名《中国思想史纲》。他们认为哲学是思想史的核心内容，基本的思路是对历史上著名思想家思想（哲学）观念的梳理和思想（哲学）流派的分析，基本方法是所谓按年代和人物的“排座次”或者以哲学上的唯心、唯物，政治路线方面的“左倾”与“右倾”，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与落后等等进行“分门别类”——这就是后来一些学者讥讽的“精英思想史”模式。 8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如1983年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上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是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和领域，就范围而言，文化史最大，思想史次之，哲学史最小（刘宝才：《关于中国思想史对象问题讨论情况综述》，《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这仅是从研究范围的一个笼统看法，还不是从研究范式、学术理路上的深入认识。不过，有的学者对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做了区分，认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是思想流变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则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李锦全：《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联系和区别》，《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 90年代后，葛兆光抱着“重写学术史”的愿望，准备重写“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他所参考的主要是与他的研究理念不同的“哲学史”著作。不过，20世纪最后十年的思想史研究则明显出现了哲学色彩淡出，而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关系转趋密切的趋势。这种趋势又具体表现为向近代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当年的学术思想史研究理路回归的倾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思想史研究在基本取向方面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似乎又回到20世纪初的起跑线上了。与此同时，思想史的尴尬地位却越来越使它的发展受到制约，一方面，中国思想史在中国的兴起得益于哲学的体系模式和哲学家的努力，现在由于有西方哲学的强大后盾，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成熟了，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学科领域和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中国思想史目前从学科划分上是属于历史学科的，而历史学科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近代以来虽然由于过分依附西方史学出现了许多问题，但现在非常明显地回归中国传统，尤其是乾嘉汉学，再加上古文字学、古代文献学、田野考古学的支撑，也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思想史就越来越处在一种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历史学科的夹缝中艰难生长的局面，作为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发展得很不充分。就第一方面而言，有相当一部分哲学史论著就是思想史，一定程度上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侵入了思想史的领地，造成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混淆，乃至有对思想史替代的倾向。如汤一介先生就曾经指出：“长期以来，对哲学史研究的内容一般地说都扩大了，而把某些具体学科的思想史的内容都包含进去了，特别是常常把政治思想史的内容包含进去了。”（汤一介：《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见《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哲学史有西洋成型概念、范畴及术语与范式，而思想史尚未明确系统地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概念、范畴、术语，而只有侯外庐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就第二方面而言，中国历史研究者出于严谨的学风，注重文献和考证的特点，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颇有点不以为然，觉得它的研究有点“玄虚”、“随意”，不像纯粹的中国史研究在历史的真实性上和资料的可靠性上那样实证，而对其有所排挤。 我以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正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机遇。在我看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决不是一个学术思想的、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传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