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谋士与现代咨询对比.docVIP

　　　－泽熙－ 　　直到１９８０年，管理咨询作为一个产业还处在幼年，全世界的从业人数不过一万八，那些今天的庞然大公司当时也只雇用了其中的３０％到４０％。即使最大的博思咨询（Ｂｏｏｚ　Ａｌｌｅｎ　＆　Ｈａｍｉｌｌｔｏｎ）在当时的收入也仅仅只有一千五百万美元。整个美国咨询业的收入才区区１２亿，全世界加起来也不过２０亿美元。但是到了１９７９年，全球咨询业的数字增加到了３５０个亿，咨询就业增加到１４万。今天，尤以ＩＴ咨询增长最快。 　　为什么现代企业需要咨询？有多种观察的视野。例如，西方人把现代管理咨询划分为三种类型：“购买专长型”：企业只要求咨询师带来独立的见解而不要实际卷入；“问题诊断型”：强调咨询师的诊断功能，即发现问题；“过程卷入型”：咨询师提供方案但由管理者自主决策。本文的角度则以古代的君王、统帅为什么需要谋士作一个对比。 古代谋士的功能 　　中国古代多谋士，而且各显特色。谋士作为一种钻研智慧计谋的职业，为中国历史的演化增添了不少色彩。谋士有时是以不同的名称出现的，如军师、智囊、幕宾、食客等等。 　　现代管理咨询不过一百年，而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君王和大臣就有“好士”、“养士”的惯例。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平原君喜宾客。” 大家知道，著名的毛遂就曾经是他众多的门客之一。毛遂三年锋芒隐匿，直到公元前２５７年才临危自荐出使楚国，说楚合纵，国威大振，赢得了“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美誉。当时的国君自然也是“养士”成风的，如齐桓公、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都以好士而远近闻名，大小事务可以随时咨询。 　　现代管理咨询主要为企业开拓市场，而古代谋士则是辅佐君王夺打江山，如姜尚之于西周、管仲之于齐桓公、张良之于刘邦、刘伯温之于朱元璋等等。三国时期是军师大显身手的时代，西有蜀国的诸葛亮、北有魏国的司马懿、东有吴国的陆逊，他们都以智慧闻名于世，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真才实料。袁绍大厦倾覆也无不与其谋士纷纷投奔曹操有关，可见谋士对治国安邦的举足轻重。《三国演义》里写到：“曹操失去典韦，大恸；然其失去郭嘉，尤可恸也。郭嘉可谓曹操的首席谋士。失去郭嘉，莫非即失去国家之兆？” 　　管理在古代不过无闻小事，古代君王的咨询大抵都是军事的、外交的大事，谋士集团充具有今天美国兰德公司、斯坦福研究中心，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功能，但并不具有这样的对立机构，政府可以独享一国之人才。在欧洲，１７世纪瑞典国王兼统帅古斯塔夫二世（Ｇｕｓｔａｖｕｓ　Ａｄｏｌｐｈｕｓ）曾经在波罗的海谋取霸权，与丹麦、俄国和波兰等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据说，他在军队中也设置过类似参谋一类的职位，用以咨询。 　　概括地讲，中外古代的咨询都是来自体制内的咨询，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体制外的独立咨询机构。谋士可以从一个利益集团跳到另一个利益集团，但无法自己独立开张营业，向不同的利益集团同时提供自己的谋略，这与今天的管理咨询大异其趣。 现代咨询的缘起 　　现代管理咨询依附于企业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产业，它创造的职业使咨询师就像医生一样可以四处兜售自己的专业。说到底，这是需要创造的存在。 　　西方最有名的管理咨询拓荒者是马基雅弗利、泰勒、戴明和马文·鲍尔（Ｍａｒｖｉｎ　Ｂｏｗｅｒ）。前三位以个人的身份出现，马基雅弗利为政治领袖提供管理手册，泰勒创立了科学管理，戴明发明了全面质量管理，马文·鲍尔则是现代管理咨询的奠基者。 　　科学管理的出现形成了一批追随者，如甘特（Ｈｅｎｒｙ　Ｇａｎｔｔ）、利特尔（Ａｒｔｈｕｒ　Ｌｉｔｔｌｅ）和埃默森（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Ｅｍｅｒｓｏｎ），这些名字都以对科学管理的贡献而闻名。其中，甘特和埃默森曾经是泰勒推广科学管理的亲密合作者，利特尔和埃默森还建立了最早的咨询公司。当时科学管理席卷西方企业界，因此这些泰勒的追随者大都关心“时间－动作”理论的运作效率问题。 　　１９１０年以后的３０年，美国出现了第二代咨询专家，并拓展了管理咨询的概念，如布兹（Ｅｄｗｉｎ　Ｂｏｏｚ）１９１４年开始提供“商业研究服务”，麦肯锡（Ｊａｍｅｓ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１９２６年建立了麦肯锡公司，现代管理咨询作为一个产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同时期的欧洲也出现了管理咨询的先驱，如贝迪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ｅｄｅａｕｘ）等。他们把咨询业务扩展到了预算、工资、预测等领域，因为这些领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需要专门的技术和人才。咨询师可以带来有效的方法和独立的见解。 　　战争期间，美国咨询业经历了狂风巨浪，大量咨询公司亏损或分裂，６０年代才施展开新的拳脚。随着管理内容的细化，咨询的种类也大量繁殖。当时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开展战略咨询的出现了波士顿集团、贝恩（Ｂａｉｎ）咨询等，开展会计咨询的出现了安达信（Ａｒｔｈｕｒ　Ａｎｄｅ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