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而尴尬的城市书写.docVIP

艰难而尴尬的城市书写 (宗教、英雄、梦想)成为新神，充满欲望的黑压压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叫都市的祭坛边，开始把自己献给这个物神，并由此获得沉醉而幸福。”从上述作家的城市叙事中，我们看到了物或金钱如何唤起人的欲望，人们主动或被迫为物或权力而献身，但有人获得沉醉，更多的人却为失去精神和自我而感到痛苦和迷茫。在很多知识分子“改变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葛兰西)的时代，甘肃作家却在执著地寻找人类自我救赎的途径。20世纪末，以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新都市叙事文本已不再揭示人的道德困境，而是将癫狂的自我放纵、病态的自我抚慰作为叙事核心，这是某些文学进化论观念的持有者不屑和蔑视甘肃城市叙事的根本原因。或许这正是甘肃城市叙事的价值所在。 　　纵观新世纪以来的甘肃城市叙事，我们发现，作家和他们笔下的城市知识分子大多具有农村生活经验，城市叙事普遍受到他们童年乡村记忆的影响，他们从理智上认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现代物质文明，情感上却眷恋乡土、拒斥现代文明，这种矛盾心理构成了甘肃作家城市叙事的内在张力，决定了他们面对城市文明时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态。其次，“乡土情结”限制了他们的女性想象，他们常常采用城乡对立的叙事模式讲述关于女人的故事，城市女性被想象为现代性的符号。尔雅的“城市女性”系列短篇开始扭转这一局面，马步升的《被夜打湿的男人》和王新军的《坏爸爸》关注城市社会底层的生存艰难，开拓了甘肃城市叙事的叙事空间。 　　甘肃的城市叙事，除王家达外，其他作家的故事和文字与甘肃没有直接关联，大家都试图摆脱地域的烙印，厌倦、鄙视贩卖西部“荒凉”和“苦难”的文本，渴望评论界以统一标准来评价甘肃文学。但在叙事中，又不自觉地将自己对城市的构想隐含其中，赋予兰州“文化的城市”的特性，为西部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他们的城市叙事贴上了“文化和精神”的标签。尽管他们的叙事形态还略显青涩、稚拙，却为读者呈现出更接近“世界本真”的西部城市景观，理应引起更多的关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