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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艾青的现代诗人和诗艺原型意义 　　摘要：在史青的诗论中，随时可以找到标准的革命?实主义式的论述，但同时又具有对于诗歌、对于语言本身的也许并非完全自觉的“危险的”强调。但恰恰是这些并非自觉的、艰难的努力和坚持，终究使得史青在一种典型的巨大悖论中保持了厚实的艺术品质。艾青面对的历史境遇和处置历史的方式，具有中国?代诗人和诗艺的某种原型意义。这种原型意义并非是出于任何神秘的因素，而是因为艾青和他的诗歌，体?了中国?代诗人和诗歌的典型的历史命运和历史遭遇。 　　关键词：?代诗歌；诗艺；乌托邦叙事；原型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92-04 　　当苦难的雪厚厚地堆积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对黑暗与光明、?实与理想、个人与国家，使得每一个正直而又深沉的灵魂变得复杂起来――在我们面对艾青这个人们一般认为是很“纯粹”的诗人的诗论与诗歌时，分明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诗论中，随时可以找到标准的革命?实主义式的论述，但同时又明显回响着一种真正的红色文论中难以找到的、在当时肯定是不大协调的声音，后者在今天看来却也意味深长，这就是对于诗歌、对于语言本身的也许并非完全自觉的“危险的”强调。但恰恰是这些并非自觉的、艰难的努力和坚持，终究使得艾青在一种典型的巨大障论中保持了厚实的艺术品质。对于既非常接近于诗意与艺术化的境界、但又是它们的完全的对立面的中国?代史上的那种历史境遇和历史追求，艾青代表了诗人和诗歌面对和处置历史的一种典型方式，因而具有中国?代诗人和诗艺的某种原型意义。但这种原型意义并非是出于任何神秘的因素，而是因为艾青和他的诗歌，体?了中国?代诗人和诗歌的典型的历史命运和历史遭遇。 　　一 　　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汉的信中说：我们的战斗口号必然是改善意识，不是通过教条，而是通过对自身尚未变得清晰的那种神秘意识的分析，来进行改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叙事，如果不能在它的承受者的生存与精神之中找到某种像桌面一样“自然”的承受面，而仅仅是种理论和教条律令的高声宣讲的话，它总是无效的或者已经失效。当一个蒙昧封闭的国度处在战乱和苦难深重的时候，需要强有力地整合社会力量来改变?实。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力量甚至恰恰和它的“虚幻”程度成正比，而某种乌托邦式的叙事无疑是此时最好的选择。它由于其“自然”性和合法性往往不会被辨识为意识形态，因为乌托邦倾向似乎是人的一种古老的心理原型。这种心理原型在机械的、功利的、庸常的“文明”社会生活中被封埋起来，只有在某些特殊的人群如诗人、艺术家身上和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之下，才可能遗存下来，或被重新激活。当全民族浸泡在被侵凌的苦难中时，乌托邦的神话最容易像诗歌一样地被制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它也确实有力和有效。我们可以说，乌托邦的幻象基于一种在大面积的苦难中呻吟呼号的、穷而反本的“集体无意识”，但是这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不可能从内部表?自身为乌托邦――这种社会心理构成差一点成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心灵；因而乌托邦式的红彤彤的、无法想象的美好境界，需要通过诗和艺术般的手法被虚构出来，而且强烈地要求?实的诗和艺术为它作论证： 　　……乌托邦的时刻确实是我们不太可能想象的，除非作为不可想象的事物；因此，一种讽喻结构便被构筑于这种乌托邦冲动自身的向前运动，它总是指向某种其它事物。永远不能直接揭示自身。永远要用形象说话，而且总是要求结构上的完整和解释……艺术和宗教及其象征和讽喻的表?。都生发于存在本身这一更深层的讽喻结构。 　　艺术和乌托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之处，后者对前者的借重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也就使我们明白文艺在乌托邦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大意义。 　　民族解放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和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我们这里的评说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然而，乌托邦和诗或艺术毕竟是不同的。它让人忘掉个体的差别和?时的存在，像飞蛾一样扑向远处那熊熊燃烧的太阳。而诗要求“创作者必须自己构成一个世界，从自身内部，从他所从属的自然中找到一切”，……没有什么可能指挥或控制它。在诗中，只存在对诗性直觉的认识作出表达的冲动，在这种表达中，无论是诗人的主观性还是世界的诸实在都隐约地被一种单一的醒悟所唤醒。在极端的革命?实主义的文论中，对文学艺术的基本要求是“反映生活”。这里的“生活”是革命?实主义的文论中的基本语汇，它具备本体论的地位，却以最平凡的语词表达出来。它当然不是无规定性的任意的生活，而是乌托邦政治的探照灯所照亮的那一小片光亮的舞台，文艺只能在这其中表演“反映”生活的舞蹈。革命?实主义的文论以大量预设为前提的“生活”、“反映”这样最简单的限定，取消了艺术本身可能具有的任何自主性与周旋余地。极端的革命?实主义的文艺，其实恰恰不“?实”，也并非是文艺，它那貌似虚构与想象的成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