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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传阅 2011年第5期 　　革命思想随书刊传入贵阳 　　当20世纪的大门开启时，贵州、贵阳本地并没有报道每日新闻的报纸出版，加之贵州地处偏远，交通十分闭塞，上海出版的《申报》因路途遥远，辗转寄到贵阳时，多是在1个多月以后，新闻已成旧闻。报纸上关于武昌起义的消息（上海《神州日报》上的革命消息），最早也是辛亥年阴历九月初才到达贵州，《民报》、《复报》这样的进步书刊对贵州一直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力。 　　贵阳大商乐嘉藻是传播新思想的一个突出代表。他赴京会试期间，阅读了大量以前没有见过的书籍，深感我国科技落后、政治腐败，于是在“公车上书”后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购置许多书籍、标本、仪器回贵阳，聚集友人学习研究，谈论新学，倡言废科举，不断函购新的书报杂志。 　　乐嘉藻的举动对贵阳另一个富商蒲藏锋产生了影响，蒲藏锋通过自己的商业渠道也购买了不少新书，夹在商货中带回贵阳，其中有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著作以及民主革命派创办的报刊《民报》、《神州日报》等。他们对外借阅这些书籍和报刊，扩大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于是两家都成为贵阳的“新书之府”。他们的新书一时成为贵州新知识和新思想的重要传播源头，吸引并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会员刘翼卿受命进入贵州开展民主革命活动，他带来了《支那秘密运动》、《三十年落花梦》等书籍，在贵阳互相传抄，广泛流传。 　　《民报》与《?书》 　　辛亥革命把进步思想带到贵州的核心书刊，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孙中山所撰《民报》发刊词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于是“三民主义”就成了《民报》宣传的主要内容。此外，《民报》还大力宣传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介绍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基本理论在民众中传播，加深了国民对民主革命思想的理解，使民主革命思潮成为思想舞台的主角，使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社会上也出现了“以不谈革命为耻”的潮流。它与梁启超等改良派所主办的《新民丛报》的尖锐论战，驳斥了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开明专制，抵制改良派的政治影响，逐渐赢得了舆论阵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指导了斗争的方向，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贵州自治学社是贵州辛亥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核心领导人张百麟是贵州辛亥革命的实际领袖。“清季乙巳、丙午间（1905-1906年），留东学界发行诸杂志如《民报》、《复报》、《洞庭波》、《鹃声》、《云南》等先后出版，鼓吹革命，盛极一时。百麟尽购阅之，民族观念，油然而生。”他与周培艺（周素园）等，共商结合奉行三民主义之革命团体，成立自治学社，负贵州国民革命策动、训练、宣传全责，求与各省同志，在同一号令下，一致行动。 　　自治学社主要成员的知识多从新报刊杂志上获悉，1908年同盟会同意接纳自治学社，并赠送《民报》十余册，其思想的直接输入，对自治社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大作用。自治社领导人之一的黄泽霖在读了《民报》后，便“请开秘密会议于百麟住宅，提议准备革命事件，遂决计采急进主义”。 　　《?书》是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章太炎所作，书中所论及的都是为匡时救国被迫非说不可的问题。《?书》作于戊戌，改于庚子，至民国四年乙卯而再改，更名曰《检论》。《?书》的目的在于颠覆传统的思想模式，引导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制度、文化，而《检论》则意在为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创建一种结构，提供一个标准。从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文化创造、历史发展等视域，《检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总检核，以发现问题的症结、推动中国得以前进的动力资源。《?书》在政治观点上批判了维新派，宣传民主革命，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在贵阳读到章太炎的《?书》后，以“贵州剪辫第一人”名噪全国的同盟会员平刚成为了民国贵州政坛的重要人物，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时，平刚任大元帅府秘书。贵州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他任枢峦院枢密员，负责全权处理军政府内部事务。 　　在贵阳诞生的辛亥革命书刊 　　辛亥革命时期在贵阳创办的报刊，虽然在革命失败后都被迫停办，但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让民众了解国内外和省内外大事方面，这些书刊确实起到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在周培艺（周素园）的积极建议下，贵阳士绅于德楷、唐尔镛等筹集股金8000两银子，在贵阳后新街通志书局成立了《黔报》报馆。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筹备，贵州历史上第一份日报《黔报》于1907年农历六月初八（公历7月17日），正式出版，发行千份，由周培艺（周素园）负责编辑，周培?负责发行。1907年10月22日，《黔报》刊载了标题为《瓜分警告》的文章，报道了《英俄协约》、《日法协约》和《日俄协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