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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非刑罚化的生成及其实现途径 　　内容摘要：世代对立的报应刑理论和预防理论的论争导致目的刑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盛行，这为非刑罚化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刑罚谦抑性、人道化理念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把非刑罚化思想推向了成熟。非刑罚化从制度设置上就是指刑罚宣告的回避、刑罚执行的回避以及犯罪人的社会化处遇。但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长期以来对非刑罚化的存在持一种否定态度，因此，应该从犯罪结果的非刑罚化和刑罚执行的非刑罚化两个层面上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刑罚化制度。 　　关键词：目的刑思想 非刑罚化 生成 实现途径 　　非刑罚化是伴随着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而出现的，它也是刑法谦抑原则在刑罚领域的直接要求和重要体现。非刑罚化最早可追溯到1893年瑞士刑法采取的“双轨制”，即刑罚与感化教育、监护、禁戒、强制工作、保护管束等保安处分措施并行不悖。此后，许多国家在倡导保安处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监督性的免除处罚、监外服刑等形式多样的刑事责任方法。1935年日内瓦第五届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大会的决议提出，为了有效地预防犯罪，就要使全世界探索监狱以外的方法[1]。1966年比利时通过《新少年保护法》，1975年德国刑法，荷兰现行刑法都对非刑罚化进行了相应规定。而非刑罚化问题在我国的出现则较晚，甚至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空白。近年来，虽然刑法学界对该问题究有所涉及，但都属于介绍性的，一般只是停留在考察我国刑法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