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家关于历史动.pptVIP

一、“人意”与“时势”的千年聚讼——由 分封抑或郡县谈起 二、“时势”与“事理” 三、“圣人之意”和“生人之意” 一、“人意”与“时势”的千年聚讼——由 分封抑或郡县谈起 中国古代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于历史变动原因的认识，大体上是循着两条相关的线索逐步发展的。一条线索是“天命”与“人事” 的关系，另一条 线索是“人意”与“时势”的关系。这两条线索在时间上很难截然划分开来，有时甚至是交互进行的；而且当人们不断地从“天命”的神秘羁绊下挣脱出来后，他们会更多地面临着“人意”和“时势”的困扰。 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分封，立郡县，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封建国家。但是，此后仅仅十余年，秦朝就灭亡了。于是，秦朝的废分封、立郡县与秦朝的兴亡究竟有何关系，成为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长期讨论的重大历史问题。 一些人认为，分封制是“圣人之意”、“先王法度”，秦朝违背圣人之意，不遵先王法度，故招致速亡。 另有一些人认为，分封制并不是什么圣人之意，它的废置同郡县制的确立，都是时势使然；秦朝的速亡有别的原因，与废分封、立郡县无关。 这两种认识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聚讼不休，到北宋时人们还在热烈讨论，其余波则直至明清而未了，延续的时间长达千年以上，成为古代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 三国时魏人曹冏撰《六代论》，总结夏、殷、周、秦、汉、魏六代历史经验教训，认为夏、殷、周三代“历世数十”，根本原因在于分封制：“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他甚至把春秋时期齐桓、晋文 的霸业都看作是“共治”、“共守”的表现。 曹冏认为，分封制是“先王”早已认识到的一种明智做法。 其后，西晋陆机撰《五等论》，论点和曹冏相似，认为：“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于是立其封疆之典，财（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磐）石之固。”显然，他也是把所谓5等分封之制看作是“先王” 之意。 在曹冏、陆机眼中，“先王”或起于夏朝，或始自皇帝、唐尧，他们把分封制看得如此古老，无疑是出于臆测。 对于曹、陆二人的认识，后人有不同的评论。 唐人颜师古、刘秩大致上赞同这种认识；而魏征、李百药、杜佑、柳宗元则明确批评了这种看法。李百药和柳宗元分别写了题为《封建论》的专文，进行辩难。他们的所说的“封建”，即指“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 李百药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批评曹、陆等“著述之家”在对待分封制上是“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恢复分封制无异于“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果真如此，则“纲纪紊乱，断可知焉”。李百药进而认为：“得失成败 ，各有由焉。”他引用“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的古训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但是，李百药对“与时消息”尚未作出理论说明。 从史学批评来看，柳宗元的《封建论》则有更加浓厚的理论色彩。柳宗元从分封制的产生和沿袭去推究它产生的原因，从而涉及到人类初始的一些问题。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他的认识涉及到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物质动因。 柳宗元的《封建论》本来是为唐宪宗对藩镇用兵提供历史方面的说明的。它在历史理论和史学批评上的贡献，是提出了“势”这一历史哲学范畴作为“圣人之意”的对立面并用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柳宗元指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 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他从“生人”之初为着“自奉自卫”这个发展趋势，阐明“封建”的产生是一个自然过程，“非圣人意也，势也”。 柳宗元又以丰富的历史事实说明，郡县制的实行，不仅有其必然性，也有其优越性。他以周、秦、汉、唐为例，认为周之亡“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之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所以“秦制之得，亦以明矣”；唐代“有叛 将，而无叛州”，足见“郡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柳宗元依据历史事实反复论证：殷周时代的“封建”，并不是“圣人”事先制订的政治蓝图，而是当时的形势使然。他坚定地认为：“吾固曰：‘非圣人意也，势也。’”因此，怎么能够把郡县制的实行看作是违背了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圣人之意”而加以反对呢！ 自司马迁以下，不少史家都讲到过“势”，但真正赋予“势”以历史理论之明确涵义的，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它在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上的价值，可以用宋人苏轼的话作为概括：“昔人论‘封建’者，曹元首（曹冏）、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征、李百药、颜 师古，其后有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