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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生命呼吁 ——一份内参采写感录 　　马振华　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研究生结业。上世纪90年代末调到光明日报，在甘肃记者站任主任记者。2001年至2004年受派遣援藏，先后任西藏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总编室主任。现为光明日报高级编辑、发行部副主任。 2003年底的一天，我因加班，很晚赶到西藏日报社斜对面一家新疆面馆吃饭。刚落座，便听到隔壁桌上一位南方口音的男士打手机，内容好像与援藏有关，我顿生一种亲切感。等他关机，便迫不及待地和他聊了起来，原来他也是援藏干部，在那曲工作。后来知道，他叫金中一，浙江援藏干部，是那曲县城建局局长。 　　话题自然落到那曲，谈那曲的气候，谈那曲的人文，谈那曲的工作。一碗面吃完，言犹未尽，我们相约第二日晚再见面。就在这次饭桌上，他给我透露了一个信息：辽宁一位援藏干部到藏不到2年，四川体检发现毛病，没多久就去世了。他说，这种病在内地可以延缓几年，在西藏就不行了。他告诉我，那曲近年来死亡的干部比率很高。 　　何至是那曲呀！我所供职的西藏日报，一年多时间，先后有4位年轻同志因高原病丧失生命。其中一位同志在内地休完假，回到拉萨的当天…… 　　我彻夜难眠。想到进藏前许多朋友对西藏的顾虑，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多保重！”“恐高”心态，可见一斑。到藏后才知，藏北（那曲、阿里）情况更为恶劣。我当时在西藏日报记者部任职，分管记者站。第一次见到那曲记者站两位年轻的记者，觉得特像谢顶的“老头儿”。但他们都才20多岁，三、四年前从西藏民院毕业分配到那曲驻站。两位小伙都是内地人，由于那曲条件太艰苦，因此他们当时都未成家。尽管经过我的努力，后来二人都已调回拉萨，但那曲不仅给我，恐怕也给他们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隔天，我给后来到那曲驻站的段智民（山东人，西南政法毕业）打了电话，让他到组织人事部门和卫生部门了解一下那曲干部健康状况和其他相关情况。不到两天，他就给我传来一份资料，这份资料让我触目惊心：从1996年到2001，该地区在职干部死亡人数达185人，占全地区2001年干部总数的3.03％，其中仅2001年全地区就有15名干部死亡，平均年龄35岁；2002年以来，因病死亡的干部共有30人，平均年龄才44岁。 　　我决定到那曲，一来看望记者站的两位小同志，二来做点深入采访，我总感到应该说点什么，写点什么。 　　终于到了那曲。冬日的那曲，见不到想象中的三尺积雪。只有狂风裹卷着沙石，吹得你睁不开眼睛。按预定时间我们晚到了一个小时，小段二人还在寒风中等待。我们下车时，看到他们红扑扑的脸面和饱受寒风缺氧表现出的疲惫，不禁眼圈一红。到了记者站，才发现所谓的“记者站”原来是土坯围成的两间简陋屋子，办公兼宿舍。我们进屋时，牛粪炉子正烧得火旺。小段看出了我的纳闷，他笑着说，在那曲，这条件还是好的！ 　　我们住到“条件最好”的那曲饭店，刚到院内，看见几个服务员正用棉被包裹几棵小树。我开玩笑说，那曲的树看来比人还贵重了？司机老刁师傅是个老西藏，他告诉我，这儿的树可真比人娇贵！就你看见的这几棵小树，少说有十几年了！高寒缺氧，树根本无法生长。20多年前，那曲有单位曾公开悬赏，谁种活一棵树，奖励5万元。也有持之以恒者，可几年下来仍然没有种活一棵树。 　　这就是真实的那曲。 　　当晚难以休息：胸闷憋气，心跳加速，呼吸困难，头疼欲裂，吸氧也无济于事。昏沉沉中我打开台灯，斜躺在床上发愣，想着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连续两天，我们走访了几个部门负责人和一些基层干部，他们谈得都很激动。我们了解到，那曲病故干部中，有的是单位领导，有的是业务骨干。2002年，那曲地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因突发脑溢血离开人世，年仅44岁；经贸委一位刚就业的大学生因高原性肺水肿而过早离开人世，年仅24岁……一幅幅画面，使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而险恶的自然环境却无法改变。那曲地区被称为“高原上的高原”、“世界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近40％的县（区）海拔在4800米以上，个别县的乡、村所在地海拔在5000米以上。据有关资料称：海拔3500——4500米之间为“相对生命禁区”，意为从平原地区入住此间的人们从人体生理、生化角度审查，是“永远不能完全适应，但会越来越适应（当地缺氧环境）”；海拔4000米以上为“绝对生命禁区”，即从平原地区入住此间的人们永远不能适应。在“绝对生命禁区”里，即使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当地人也会有大部分人患“高原病”。 　　在海拔4500米的那曲镇，大气压为440.55毫米汞柱，仅为海平面的57.97％，氧分压同样是海平面的57.97％。换句话说，在这里呼吸同样体积的空气，只能得到海平面处不足５８％的氧气。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气压也越低，氧分压也跟着降低。根据科学地推算，海拔每升高100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