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有股权结构下企业违法规行为与高管激励.pptVIP

不同国有股权结构下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与高管激励——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赵向琴 xqzhao@xmu.edu.cn 问题的提出 在不同国有股权结构下，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是否有所不同？ 高管持股激励能否对企业这种行为有所约束？不同国有股权结构是否会影响这种激励方式的效果？ 文献评述（1） 在我国，从2000年到2005年为止的6年时间里，受到证监会、深交所和上交所公开处罚的违规上市公司有215家，违规次数达303次，其中2004年违规公司数53家，违规次数54次；2005年违规公司数56家，违规次数63次。近两年上市公司违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 文献评述（2） 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是企业决策的直接结果，这主要涉及到了企业有关的投融资决策、业绩评价决策、战略计划安排决策等。 Wong et al. (2004) 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决策权在董事会、经理人和股东大会之间的分配格局是，董事会对企业决策权的权力最大，均值为3.62，其次是经理人，均值为3.03，股东大会的为2.67，决策权力在董事会、经理人和股东大会这三者之间的分配权重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类似。 文献评述（3） 国有上市公司的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1）在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中还保持着大量国有性质的股份。截止在2004年，在所有1339家A股上市公司中，近81%的公司股权结构中含有国有性质的股份，其中国有法人股约占58%，国家股接近35%。 文献评述（4） （2）当地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对上市公司也有着一定控制。虽然从1999年起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就真正按照国际通行规范进行了公司化改革，但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和国有资产管理者职能并没有真正分开（吴敬琏，2004，p146）。Wong et al. (2004) 根据上交所200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56%的上市公司与当地政府和部门保持着正式联系，因为后者对企业有着直接的管理监督职责。 文献评述（5） （3）上市公司中上述不同程度的政治控制对企业的决策、特别是重要的人事任免影响很大（Tenev and Zhang, 2002；Wong et al. ，2004），很多上市公司的高层领导甚至中层领导仍然由上级主管的组织部门任命（吴敬琏，2004，p157）。 因此，国有上市公司，不论是以所有者的身份还是管理者的身份，都与政府关系密切， 其决策都可能受到政治控制的影响。 文献评述（6） 涉及到企业中政治控制的研究，现有文献更多地是从我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绩效角度、通过对比不同股权模式（主要是国有和非国有之间）来进行分析（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Sun and Tong，2003；Wei、Xie and Zhang，2005；孔永祥和黄祖辉，1999；等等） 文献评述（7） 涉及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研究，现有文献更多地从法与金融的角度分析了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认为企业违法违规的可能性大小与一国（或地区）法律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强弱有关，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是控股股东对外部投资者的剥夺行为（陈国进等，2005；张翼和马光，2005；赵向琴，2005） 文献评述（8） 本文的分析角度： （1）本文不从上市公司业绩角度而从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这一特定的企业行为角度对国有股权问题进行探讨。 （2）本文的研究只是把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作为一种事后结果，重点要比较在不同国有股权模式下发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以及在上述两种不同政治控制类型下高管持股激励计划对这种行为的作用效果。 Chang and Wong (2004)认为，当面临经理人的代理问题时，对企业决策的政治控制通过改进企业中的激励问题将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 文献评述（9） 在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结构中，虽然国有法人股模式和国家股模式都含有国有的性质，但比较而言，两者对公司内部人决策的激励程度不同。较之国家股模式，国有法人股模式下的上市公司: （1）承担的社会性责任降低; （2）充当着机构投资者的角色（许小年，1997）。法人所有者的长远眼光和大规模前期投入的自主能力（许小年，1997），使得国有法人股模式更注重企业的利润目标、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国有法人股在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约束方面更积极主动; 文献评述（10） （3）国有法人股和国家股虽然同样面临“所有者虚置”问题，但是，具体到每个上市公司，其国有法人却是一个实体[1]，相对于国家股持有者这样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政府“授权投资机构”，国有法人在决策中更慎重，也会更顾及自己的声誉，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也更加明确，从而其决策也更规范和有效率，因此国有法人股模式下的公司违法违规的可能性较低。 [1] 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