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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玄武門之變 許凱章 文章主旨： 通過解碼玄武門之變，以史料為基礎，進行分析，還原真實的玄武門之變及政變中主要人物的心理狀態、作爲及對政變結果的影響。 一、政變經過 “唐高祖武德九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至節、秦叔寳、段志宏、屈突通、張士貴等於玄武門誅之。甲子，立為皇太子。”——（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 玄武門之變在唐朝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表面上看是太子、齊王黨與秦王黨之間圍繞皇位繼承權展開的一場利益鬥爭，最終以秦王集團的全面勝出告終。太子、齊王及其子嗣幾乎被誅滅殆盡，其勢力或作鳥獸散，或降秦王。而身為父皇的唐高祖李淵也在玄武門之變后交出了實權，不久傳位於已經被立為太子的原秦王李世民，是為唐太宗。而從更深層次看，是中國古代帝王立儲傳位過程中的立長與立賢之爭。這一矛盾，由於高祖李淵的優柔寡斷與處理不當而趨於激化最終到了不可收拾，手足相殘的地步。從這個角度來講，本來可以阻止事變發生的高祖李淵對此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二、政治資本 秦王李世民在唐王朝的建立和統一天下的過程中立下了蓋世之功，這也是當時支持他奪權的臣僚及後世史家承認其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依據。一切起源于義寧元年的太原起兵。“世民屏人説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通鋻·卷一百八十三·隋紀七）。其後，先後為唐王朝掃平了幾個主要的隋末軍閥割據政權，分別是：武德元年八月滅薛仁杲，武德二年滅劉武周，武德四年先後滅竇建德、王世充，武德五年滅劉黑闥。至此，李世民已經為唐王朝立下了其他皇子無法企及的戰功。唐廷封之為司徒、尚書令、中書令，更“創造性”地封他為天策上將。至此，李世民之爵位僅次於高祖與太子建成，而名望則超過了太子，加上他在多年征戰經營中培養的文物班底的支持。可謂是“功高蓋主”。 再反觀太子李建成。關於李建成所立之戰功，《通鋻》僅僅記述為克長安與平河北。似乎可以佐證“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通鋻·卷一百九十一·唐紀七）但翻閲成書於玄武門之變前的《大唐創業起居注》，卻可發現，其中記述了包括平遼山、平霍邑、平絳成在内的大量軍功，而在《舊唐書》《通鋻》之中，這些軍工卻被張冠李戴在了李世民的名下。以中國歷代“為尊者諱”的傳統，及各朝代開國立嗣之傳統，我更願意相信《大唐創業起居注》這本近乎“第三方”有關這段軍功的記載，無論是從數量和質量上來講，李建成的軍功都不比李世民遜色太多，亦可認爲是戰功赫赫。也就是說，太宗朝及後世的史家出於尊太宗貶隱太子的，為太宗繼位的正統性加碼之目的，對這段歷史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此外，從《大唐創業起居注》等書中，還可發現，李淵後期授意李建成主管内政，李世民主要負責軍事，而在此期間，李建成於内政方面亦是頗多建樹。筆者通過對於歷史資料的匯總與分析，大致確定了這樣一個觀點，也就是說，隱太子李建成並非是“無德無能”的庸碌之才。他的功勞和才幹甚至並不遜色于其二弟秦王李世民。也就是說，刨除年齡的區別，兩人無論在資歷還是能力上，都幾乎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儘管筆者在這裡為李建成“平反”，可太子無法使秦王及其部臣服的歷史事實卻依然無法改變，且高祖消極以待，朝臣多持觀望態度，太子沒能憑藉自己皇儲的地位獲得足夠的官員集團支持，這也正是秦王發動玄武門之變的政治資本。 至於在兄弟之中排行老四的李元吉，則很難提得上有什麽功勞和才能，其參與的爲數不多的戰爭多數是以戰敗告終。在政治上的站隊中，他像是一個投機商，把自己的全部身家性命押給了大哥李建成，以此換來李建成即位後立其為皇太弟的許諾，甚至有可能在消滅秦王之後再次除掉大哥，取而代之。筆者很難對其有太多正面評價。 三、矛盾激化 “天無二日，民無二主”，這是古往今來，使得政權保持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政治統治集團，一個政令，或者是由幾個相互對敵的政治力量經過鬥爭直至剩下一個能夠作爲唯一統治集團的一股或多股政治力量結合體。隨著外患被各個擊破，國家統一的局面逐步確立，内鬥也隨之開始了醖釀。唐武德年間，由於高祖的優柔寡斷，便出現了令出多門的情況：太子所下之令，秦、齊二王所下達的教和皇帝的詔敕一併通行。有關部門不知該聽命於誰，竟然只能依照命令下達的先後順序來予以執行。豈不甚是荒唐？這樣的情況自然無法一直地持續下去。秦王黨與太子黨兩個政治集團隨著各自勢力的膨脹，彼此之間的利益傾軋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發生並日趨惡化。作爲帝國最高統治者的高祖李淵沒能有效地疏導，如依史籍所載。則是既數興廢立之意，又曾想要責怪、貶謫秦王李世民，卻最終都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