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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信任与共同体教化 　　摘要：见义不为这一社会现象的造成，与3个内在相连的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它们分别是道德成本的高昂、信任的缺失以及共同体教化的缺位。具体地说，道德成本的高昂导致了见义不为现象的发生，信任的缺失则导致了道德成本的高昂，共同体教化的缺位则导致了信任的缺失。见义不为现象的避免，理应从3个方面入手：降低道德成本、促进社会信任、重视共同体的教化。 　　关键词：见义不为；成本；信任；共同体；教化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5-0005-05 　　古今中西，见义而为（姑且不论是“勇”为还是“智”为）皆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其间的差别只在于对义的理解不同。作为一种美德，见义而为护持正义，维护秩序，彰显善好，为社会和人性所必需。问题是，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曾经极度推崇见义而为的伦理国家，一个现在仍然宣讲见义而为的国家，见义不为却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以之为关键词的事件不断见诸于网络、电视、报纸等诸多的媒体（这一现象的普遍化也许与传媒的发达有关，但倘若社会良序、人人为善，再广泛的传媒报道也不会导致这一现象的恶化，所以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传媒）。基于见义而为的重要性以及见义不为的普遍性，非常有必要对见义不为现象做深层次的多方面的分析。这里，笔者试图通过3个密切联系的关键词——成本、信任与共同体的教化——对这一问题做一种力所能及的解析，以期有助于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一、道德成本的高昂与见义不为的发生 　　受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道德被看作只考虑他人利益而丝毫不考虑自己利益的实践活动，或者说，被看作不计较个体行动的成本收益，只求个体无条件付出的实践活动。总之，道德不是利益的计算，而是一种绝对的义务。这样的道德观念意味着，一个有道德的人，必定是一个“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一个见义必为而丝毫不考虑行动代价的人，为国家广泛宣讲的王进喜、雷锋、焦裕禄、赖宁等人，即是忠实地践履了这种道德义务的道德模范。这样的道德观念也意味着，凡是考虑自我利益和行???成本的人，都是不道德的、反道德的。 　　问题是，这种不计较道德成本收益的道德观念，在改革开放后遭遇了严峻挑战。综合种种见义不为的现象，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诸多见义不为现象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见义不为之人是道德上的恶人，实际上，他们并不缺乏善恶是非的观念以及见义而为的动机，只是考虑到道德行动成本过高，才放弃了道德的践履；倘若通过计算分析，发觉道德成本并不高，个人的利益不会受到大的损害，他们会见义而为。譬如，自南京彭宇案发生后（南京的彭宇扶起了一个跌倒的老人，但被老人反咬一口并被告到法院，法院判彭宇败诉），人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个老人跌倒在马路上，周围的人虽然看到了但却无人去扶助老人。对于这样的“见义不为”，他们解释说：“不是不想去扶，而是害怕像彭宇一样被老人反咬一口，这样的话，代价就太高了。”同样，看到小偷偷窃而不敢揭露，原因也是担心会遭小偷的报复。但同时，我们也常常看到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给患重病却没钱医的人捐款等见义有为的好现象，而这些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并不要求行动者付出高昂的代价 [1 ]。所以说，当下社会中并不缺乏好人，多数人还是有着向善的动机的，但“好人”却不再像雷锋那样，一心做好事而丝毫不考虑善行的代价，相反的，他们在做好事时，善行的代价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践行道德的成本过高，才使得有良知的好人放弃了见义而为。 　　从道德不关涉成本到道德要计较成本，道德观念的这一事实上的转变要求我们在理论上重新审视道德与成本的关系问题，除非我们不珍惜今人的善心，不关心良序社会的建立。而由这个问题，牵涉出对代价要求各不相同的两种道德：神圣之德与世俗之德。 　　神圣之德之为神圣之德，根本在于它的超越性、崇高性、绝对性、整体性、永恒性。它对道德主体的要求很高：他应当为善而善，不要考虑善行的后果和代价，即使善行会使行动者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丝毫无损于行动的道德价值。显然，能够达致这一道德的人是少数超凡入圣的“圣人”——理性的哲人以及信神的教徒，他们鄙视肉身和情欲，关注德性灵魂的自由，不考虑个体的利益和行动的成本，死亡和牺牲在他们眼中常被视为一种至高的美德。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肉身的保存、欲望的满足是其根本的标识，他们不可能脱离肉身和此世的束缚，因此，在践行道德时，会考虑行动的代价，努力避免死亡和献身。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有这样的区分意识。倘若将神圣道德普遍化，要求普通人做事不考虑任何成本，那就会导致普通人道德心理扭曲，形成两面人格，造就伪君子。今日中国社会的种种道德危机，就与先前我们过分强调神圣道德的全民化有密切的关系。在过去，也许某些精英是由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