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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诉法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探究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一大突破进展。不仅进一步强化证据制度的程序价值，而且在实践当中便于操作。同时，也存在“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等取证方法界定不清，非法实物证据适用门槛过高等局限。针对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立法对其作出具体的解释来进一步加以完善。对此，本文对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非法证据；刑事诉讼法；刑讯逼供；引诱；欺骗；实物证据 　　一、序言 　　2012年3月全国人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做出了明确规定，并具体设置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排除程序。特别是在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方面，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原则。然而新刑诉法在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相对原则，对于一些???律条文没有做出明确的、规范化的解释，使司法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过程中无依据可循，或者过于笼统，难以理解。因此，笔者将从若干问题入手，对其完善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刑讯逼供”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刑讯逼供，最新的刑诉法当中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佐证。而司法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对刑讯逼供作出必要的解释，就会出现两种偏向：一种是过于狭窄的界定刑讯逼供，将使那些具有隐秘性的积极暴力特征（如不让睡觉、不间断审问等），但仍然导致难以忍受的肉体与精神痛苦，与刑讯逼供具有同样功能的非法取证行为，即所谓“变相刑讯逼供”不视为刑讯逼供，不排除由此获得的口供；另一种偏向是过于宽泛的解释刑讯逼供，将凡是采用了某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方法的不规范审讯都称作刑讯逼供，并要求排除所有相关口供。[1]这种情况在我国法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行。这种仅仅对“刑讯逼供”做出原则性规定，而不对其作出具体解释的规定方式对于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尤为不利。因为一方面这会使司法机关在适用过程中由于缺乏依据，对证据审查把关不严，出现非法证据被采用的情况，影响司法公正。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规范依据，司法机关在进行判断时难以提出让人信服的理由，贸然排除非法证据会受到侦查机关的抵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肯定以反酷刑公约来解释和辅助适用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的适当性和必要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反酷刑公约在当今国际范围内仍最具权威性，在世界各国普遍得到认可，有很高的共识度。他可以基本覆盖所有的刑讯逼供行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可操作性强。[2]借用联合国相关公约的解释，对于长时间不让睡眠、长时间保持特定姿势、饥饿、寒冷高温等方法如达到使人肉体上、精神上遭受剧烈痛苦以至难以忍受的程度，即与直接采用暴力的刑讯逼供具有同质性即类似效用的行为，应当视为刑讯逼供行为。[3] 　　运用反酷刑公约来解释和辅助适用排除非法证据对于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反酷刑公约在外延上大于刑讯逼供，在排除过程当中还要结合其他的因素。对此，笔者认为，在适用《反酷刑公约???排除非法证据的过程中，除了按照其定义进行排除，还要在坚持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情况下考虑到以下酷刑行为与所获得的供述之间是否存在客观上的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则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予以排除。 　　对此，在完善刑事诉讼法时，笔者建议参考反酷刑公约，对此做出更为详尽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化操作流程，特别是对“刑讯逼供”的定义作出详细的解释，以便能够正确、有效地实施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规则。 　　三、“威胁、引诱、欺骗”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是，什么方法是“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限度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来加以规定。对于威胁的方法，由于其会对人产生强大的压力，因此使用这种方法获得的供述应当排除。对于引诱和欺骗，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具体说明： 　　1.引诱 　　引诱在一定程度内是被容许的， 因为其仍然维持了被引诱者的做出选择的自由意志， 在一般情况下做出的供述也是与事实相符的。但是过度的利益引诱同样可能使一个没有实施犯罪的人承认自己犯了罪。而且引诱常与威胁结合并加强威胁的作用。比如，在讯问时对被讯问人员说“只要你把事实交代清楚，我们马上放了你”，“只要你交代，我们可以不起诉你到法院，也可以直接判你缓刑”等等。[4]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过度的利益引诱应当做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即对司法人员做出的利益引诱不能歪曲政策和法律规定。在进行政策攻心时，不允许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