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强化和制约.docVIP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强化和制约 　　近年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成为关注热点之一。确实，作为拥有职务犯罪侦查实施权的法律监督机关，如何解决同体监督可能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否拥有侦查权，应如何拥有侦查权，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本文试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强化和制约为主题作一探索和研究。 　　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强化和制约的必要性 　　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强化和制约的前提在于承认检察机关拥有职务犯罪侦查权。目前学界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有存废之争。持否定的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同时拥有侦查权，在这种由检察机关包揽侦查权和监督权的情况下，谁去监督检察院的各项行为？［1］因此应将侦查权从检察机关中剥离出去。持此理论者还在侦查权主体的设置上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管辖范围划分标准的模糊性，及公安机关在实践中形成的侦查优势入手，建议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机关剥离，交由公安机关行使；［2］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分离出去，与纪检监察部门合并成立反贪廉政署，专门纠察国家公职人员的犯罪和违法行为。［3］持肯定的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违法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司法弹劾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4］ 　　笔者同意后者意见。首先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职务犯罪不是普通意义的刑事犯罪，它所侵害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公权力秩序。因此，职务犯罪侦查权是监督国家公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权力，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实质是法律监督权。其次，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是由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所决定的，是法律监督的必要手段和有力保障。因此，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检察机关通过司法弹劾监督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的特殊形式，体现了法律监督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法律的严格监督。取消职务犯罪侦查权，法律监督必然苍白无力。 　　由此可见，检察机关享有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应有之义。但在肯定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现行检察侦查权存在的配置不力、同体监督的问题。当前检察机关侦查权中侦查措施和监督制约机制规定的不足，既影响侦查权的有效行使，也不利于人权保障，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力度，引起人们对司法公正的疑虑。因此，探讨和研究检察侦查权的强化和控制，具有追求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 　　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强化配置 　　职务犯罪作为困扰世界各国及地区的严重问题，其复杂化、智能化和隐蔽化的发展趋势使职务犯罪侦查难度越来越大，与之相比较，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像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建立有利于查办职务犯罪的特殊的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权能配置不力，侦查手段单一成为影响侦查职能发挥的重要原因。因此，应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为契机，结合宪法赋予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借鉴世界法治国家的经验作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 　　（一）适当扩充职务犯罪侦查机动权。 　　机动侦查权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的过程中，在???殊情况下依特殊程序对本院自侦案件范围以外的刑事案件决定自行立案侦查的权力。当前对人民检察院的法律依据是1996年我国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将侦查对象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程序上须由“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还必须满足“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毋须讳言，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苛刻规定，实质上是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剥夺。笔者认为，为保障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职能的有效运行，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有必要适度扩大机动侦查权。 　　（二）明确将强制措施归属于职务犯罪侦查行为。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内容与强制措施分章规定的体系表明，在现行立法上侦查并不包含强制措施，这种规定对于将强制措施作为关键侦查手段的刑事诉讼活动而言，将导致职务犯罪侦查权丧失整体性特征。因此，笔者建议，首先应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等强制措施明确规定为侦查行为。其次应赋予检察机关惩戒妨害侦查行为的必要权力，如适当扩大某些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对拒绝到场作证的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可适用传唤和拘传；［5］赋予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司法拘留权，对于严重妨害侦查或者拒不履行法律义务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员采取一定期间内的司法拘留等。 　　（三）确立技术侦查措施权。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