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创设动因述论.docVIP

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创设动因述论 　　摘　要：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主要是在移植西方大学制度、大学寻求学术独立以及学术研究方式急需转变等因素影响下适时而起、应时而生的，其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我国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功能。通过对这些动因的深入分析探讨，一可为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建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及舆论支持，亦可为当前我国大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创设；动因 　　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主要是在移植西方大学制度、大学寻求学术独立以及学术研究方式急需转变等因素影响下适时而起、应时而生的。由于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的研究院所是各个大学在移植西方大学制度并不断探索的过程中自行陆续创办的，因此本文所分析的动因是一个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的动机过程，也包含了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内容。 　　一、移植西方大学制度的呼吁 　　1810年，德国新任教育部长洪堡创办了新型大学——柏林大学，首次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有效结合，塑造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现代大学新型模式。这一新型模式的确立，为大学设置独立的研究机构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德国新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另一根本之所在就是设立了研究所。由柏林大学开始的改革使学术研究成为大学的主要任务，为科研体制化开辟了道路。其后，波恩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等新建大学纷纷以柏林大学为榜样，莱比锡和海德堡等古老大学也按柏林大学的模式进行了改革，新的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的精神在德国大学蔚然成风。正是科学研究以及教学和科研的统一，使德国成为近代大学最发达的国家，并对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也争相设立了研究院。[1] 　　一些走出国门的中国近代学人，目睹了西方大学的变革及完善的大学制度后，接受了德国柏林大学的新理念，积极呼吁设立中国的现代大学以聚集人才、发展学术，要求在大学中建立研究院所，以提高大学的科研水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形??了一个介绍西方大学研究院所的热潮。 　　蔡元培留学德国期间，亲历了德国大学研究所的学习生活。他通过分析研究世界各国著名大学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而成为世界科技教育中心的事实，注意到高等教育不但要通过教学达到传授知识的目的，而且还要使学生了解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通过研究进行教育。他认识到研究机构对于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希望把一个西方式的研究机构移植到中国的大学中去。因此，在民国元年他出任教育总长时制定的《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就开始对大学研究院所制度进行了设计。其时他明确指出，把清季的通儒院改为大学院，是仿效德国大学制度，作为大学教授与学生极深研究之所。[2]但因蔡元培的迅速离职，各大学并未实行。其后，蔡元培一边在北京大学从事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一边介绍宣传国外大学研究所情况。1919年，蔡元培阅完吴敬恒的《海外中国大学末议》后，对我国各学校设备简陋、环境之劣颇为感慨。“我国现正在输入欧化时代，而各学校之设备既简陋，环境尤不适宜。即如北京大学，恒有人以‘最高学府’目之，而图书、标本、仪器之缺乏，非特毕业生留校研究无深造之希望，即未毕业诸生，所资以参考若实验者，亦多未备……其他若美术馆、博物院、专门学会、特别研究所等，凡是为研究学术之助者，无一焉。”[3]可见，尽管清末我国已仿建了新式高等学堂，但仍然缺乏现代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基本设备和成型制度。所以，1920年蔡元培在北大重订《研究所简章》时就明确指出：“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4]1920年底至次年8月，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身份被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考察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大学各研究所及学术研究机构之内部组织结构。这次考察使他对研究机构有了许多的感性认识，1922年他介绍说：“德、法等国的大学，杂然于分班讲授的形式也颇注重；但每科学问，必有一种研究所。有许多教员，是终身在所研究的。学生程度稍高了，也没有不进所研究的……（西方）今之大学，悉有各种研究所（Institute）以资教员、毕业生与高材生之研究。”[5]1925年，蔡元培又介绍说：“外国大学，每一科学，必有一研究所；研究所里面，有实验的仪器，参考的图书，陈列的标本，指导的范围，练习的课程，发行的杂志。”[6]可见，他倾向于在我国现代大学中创建供师生研习学问的研究所。故而在1930年，蔡元培介绍西方大学的教育现状时称：“研究所(Seminal或作Tuotitut)大抵为文、法等科而设，备有图书及其他必要之参考品。本为高等学生练习课程之机关，故常有一种课程，由教员指定条目，举出参考书，令学生同时研究，而分期报告，以资讨论。亦或指定名著，分段研讨，与讲义相辅而行。而教员与毕业生之有志研究学术者，